2023年5月15日，“寫本·圖像·藥物——歐亞醫學知識相遇與文明互鑒暨《中醫藥文化》第十五屆學術工作坊”在北京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化書院跨文化研究分院與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文化》編輯部聯合主辦。這一醫學文化交流史工作坊由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陳明教授召集，已是中心舉辦的第四次醫學文化交流史會議。開幕式中，中國文化書院跨文化研究分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董曉萍教授、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所長肖永芝研究員、中國社會史學會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余新忠教授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李淑靜教授分別致了開幕辭，一致認為如何認識和闡釋“知識相遇”和“文明互鑒”是目前跨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期望本次工作坊將有利于推進跨文化和跨學科合作的學術研究。本次工作坊聚焦在寫本、圖像與藥物三個主題，呼應醫學史論域中文本/圖像生成與物質文化史的新近方向。

陳明教授主持開幕式

董曉萍教授、肖永芝研究員、余新忠教授、李淑靜教授開幕式致辭

工作坊的第一場立足于文本與圖像來觀照東西間的醫學文化交流，或以具體文本、圖像為中心，或以此小切口折射更為宏闊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長聘副教授林麗娟重審了吐魯番西旁遺址出土的敘利亞語醫方殘篇SyrHT1和SyrHT388，集中梳理其中三則治療脫發的藥方，像蝙蝠、鼠糞與斑蝥三例可在古希臘、敘利亞以及漢地醫學找到對應，相較前人籠統敘述定位到更為具體的醫家文本源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高晞教授報告了她歷時多年的研究，由海、陸多條路徑鉤稽“中國根”這一醫學知識傳入歐洲、并為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等人實踐的線索，又在名、實層面廓清了與中國當時記載和此后回譯之“冷飯團”“土茯苓”等藥物的關系。北京中醫藥大學馬捷副教授以王叔和所作和托名之脈學著作的西傳為基礎來看中西文化交流的“歸化”與“異化”，相較韓嵩（Marta Hanson）論著更集中在脈訣文本的譯介分析，此處更多基于脈診圖來管窺其中的策略性轉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徐冠勉由《南村綴耕錄》中“誤墮龍窟”筆記切入，不同于復述過往經濟史就寶石流動的分析，轉而在其中挖掘寶石之醫學價值與王權庇護之文化視角所促成的流動因素，而當時錫蘭所開發之礦藏正成為蒙古帝國在東西軸線上進行長距離權力運轉的載體，由此反思與筆記材料同源《元史》中、明人關于寶石的道德性敘事建構。陳明教授則描繪了底野迦（Theriaca）這一源自古希臘、羅馬解毒劑的全球知識圖景：其中就東亞海域而論，明清中國主要是自來華傳教士的知識傳遞，相應影響到滿文文本與朝鮮地區的燕行使錄，而日本方面既有以此命名的專書、又有各醫方中的散見，實則在綜合漢醫、蘭醫基礎上有所制作。評議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余新忠教授提到諸位學者研究運用多語種史料，對他聚焦于漢地范圍的醫學史研究也頗具啟發，因為它恰好顯示了不同文化群體的醫學套路或認知框架，體現了各文明理解世界方式的同與異。

董曉萍教授、肖永芝研究員、余新忠教授、李淑靜教授開幕式致辭

第二場則涉及東亞海域與歐亞大陸兩條通道，以此勾勒本草這一類型文本的流衍。首都醫科大學張凈秋教授在真柳誠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爬梳《新修本草》在日本的鈔本譜系，及至回傳中國的羅振玉、傅云龍等藏本。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長聘副教授時光利用波斯文文本的記載嘗試回應此前學者關于《大元本草》成書與否的猜想，因伊利汗王朝宰相拉施特（Rashīd al-Dīn）主持編纂《伊利汗中國科技珍寶書》中尚存部分內容與目錄，其中提及《御藥院方》與《本草》一條當是對應至元修本草文本的編譯。這一研究也正建立在他本人對《珍寶書》校注的基礎上。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周敏副研究員由圖像類型為切入勾勒《本草綱目》之“一祖三系”在江戶時代日本的影響，一方面是各翻刻本在當時進行不同向度的修訂與重新組織以便接受，另一方面日本諸多本草文本也參照《本草綱目》開展圖像實踐，逐漸與現代植物學相結合而愈發凸顯科學插圖的意味，某種意義上可對接至馬孔（Federico Marcon）的敘述。上海中醫藥大學于業禮副研究員所關注的《質問本草》則愈加是以圖像為承載的本草知識交流模式，透過對該書編撰兩條文本譜系的梳理注意到了薩摩藥園署在其中的參與，而本草圖像和自然知識間的分合則呈現了作為解釋者一方福建在地醫生與琉球地區間的知識屈伸或某種不對等性。評議人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所長肖永芝高度評價本場學者引入海外材料分析本草文本的努力，注重文本譜系梳理與圖像制作模式，籍此可開辟醫史文獻研究的新天地。

與會學者發言

而第三場更關乎醫學社會文化交流中“人”的因素，透過具體的行動者來窺探醫學知識、實踐的流動。肖永芝研究員擇取1858—1860年在日本的霍亂大流行來看日本漢方醫家的應對與貢獻，通過當時地圖定位病患集中在日本橋區域，這一霍亂流行實則有海員引入、城市高密度等全球性因素，但像以淺田宗伯為代表的漢方醫家通過親證做出診斷，不論是區分真假霍亂還是各種方劑在如今看來亦頗為相應，由此反映了漢方醫學的適應與生命力。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宋歌研究員鉤沉了“定州眼藥”這一在當下尚有傳承方劑的淵源，一方面梳理其中馬應龍、張齊珠和白敬宇三家以定州為中心推廣至京城乃至全國的路徑，另一方面這一回民醫學方劑實則可上溯古希臘、古羅馬與阿拉伯的醫學實踐傳統。余新忠教授抽繹出京杭運河與沿線藥鋪興盛的鏈條，因明清經濟社會的需求發展帶來了所謂“醫藥分離”，特別像痧這樣的急性病癥正需要成藥作應急應對，運河交通提供給塘棲鎮藥材與人員流轉的便捷條件，姚致和堂便是乘此東風的案例。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甄艷與博士研究生劉東的團隊以藏醫古籍漢譯的工作經驗為基礎，總結了諸多翻譯策略與各類譯名對應的操作范例，為后續工作推進提供某種范導。評議人高晞教授指出以上研究落實到了時間、空間與人物這樣的歷史現場，體現歷史研究本身的家法；而像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組織的各民族醫學翻譯工作，接續前輩學者學脈，也是對批評中國醫學史研究似顯單一民族本位的有力回應。

與會學者發言

閉幕式上，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陳明教授做了簡要的歸納，本次研討會聚焦歐亞傳統醫藥知識，通過多重維度挖掘該領域的研究與探索，進一步厘清了歐亞地域內不同傳統醫藥知識的歷史互通與交流脈絡，跨越醫藥知識在本土文化體系內的構建流傳，以更開闊的語境探索域外傳播和學術碰撞，揭開文明互鑒視域下醫學知識交流的內在關聯及溝通歐亞文明的根脈，為全球文化傳播史與傳統醫藥交流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圖片由北京大學王萱、史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