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是說學術須益于國事，用于治事、救世，反對浮泛空談。這是中國治學的一種社會傾向，也是一種思想傳統，同時還是一種社會思潮，這一傾向、傳統和思潮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2500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希望改變社會動蕩的局面，從而達到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禮記·禮運》）。孔子創立儒學，儒學本身可以說是一種“入世哲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儒學的一個特點是不僅求尚思辨，而且是更偏重用很實在、很實用的信條教導人們，如何做人，如何從事政治和治理國事。

學術講求“實習、實講、實行、實用”，中醫更是如是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許多人都“少負經世志”，“弱冠時即以經世自勵”（《晉書· 列傳第三十二》）。以天下為己任，關注社會，有的甚至承擔起治國理政的重要責任。孔子之后，歷代許多學者積極倡導經世思想，面向實際，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黃宗羲《宋元學案·橫渠學案》）；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明末清初，士林學風“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黃宗羲語），空疏達到極點，于是一些學者提倡“實學”。用當時顏習齋的話說，就是提倡“實習、實講、實行、實用之學”（《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學問第二十》）。

歷史上經世致用思想的盛行大多有一個時代特征。太平盛世之時，經世致用思想有如春風化雨，潤物育人，而在社會轉型或動蕩來臨的時候，知識分子則多立說吶喊，推行經世風氣。尤其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經世致用思想通過各種形式表現更加明顯，同時又與時俱進，適應時代，這就是紀曉嵐說的：“古之圣賢，學期實用”，“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周積明《<紀昀評傳序>》)。

中醫和其他學術一樣，素有經世致用的傳統。熟悉中國學術史的人都知道，中醫的經典發軔著作《內經》，歷經春秋、戰國乃至秦漢，集百千年很多醫著、醫家智慧，最后以《靈》《素》相合，在當時學術皆托“黃帝”“天道”的大背景下，成就了《黃帝內經》，但其中有許多概念、觀點都來源或取自于更早的政治、經濟學術著作，包括儒學、黃老、道及墨、名、法、雜諸家著作。

而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成書年代十分確切，這在其自序中已經說明，就是在東漢的戰亂建安漢魏之交時期，這個時期，東漢實際已名存實亡，三國鼎立局面開始形成。儒家經學明顯衰退，學術思想多元化局面已經呈現。張仲景作為奠基臨床學的“醫中之圣”，他不僅是位從政治國的“長沙太守”，是地方一郡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其行醫多地，飽蘊仁愛、親親、孝悌、忠恕和“推己及人”的經世理念，如他自己在《傷寒論·自序》所說的：“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這種非常細心、細致的敬重，對患者十分認真負責的態度，恭敬與善待，謹記“忠恕之道”，正是中醫“經世”的最初體現。

中醫自漢以后，入唐，主題是“大醫精誠”；入宋，是百派衍生。范仲淹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能改齋漫錄·記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左傳·襄公十一年》）、“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岳陽樓記》）。良相是治國的，良醫是治人的，治國、治人、治病道理相通。迄到明、清，中醫更是適合了社會需要，自溫病學派形成以后，對急性傳染性疾病的救治，更是大大惠及華夏蒼生。尤其是近幾年來，中醫不僅在“新冠”抗疫斗爭中突出偉大作用，而且在治國理政方面更是凸顯到了極致。

中醫有中醫自己的特色，但從本質上說，中醫是社會學的，是具有非常明確哲學屬性的醫學學術體系。中醫的哲學思想來源于中國文化，講究、推重整體思想，注重人體生理、病理、病機的相互依存和對立轉化關系。幾千年來，中醫正是在接受、借鑒了人類共同的卓越思想，在學習、研究、彰顯、洞鑒、涵泳傳統文化方面，鉤深極奧，繼承了最優秀的“合理內核”和民族精神追求，不斷跟進，不斷融合、擴大、豐富，從而形成了自身的理論體系。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經世之學，究其本質而言，與其說是屬于學術范疇，毋寧說是屬于政治文化范疇。歸根結底，中醫的經世價值是確實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從傳統文化和歷史中尋找自信，梳理中醫文化自信，研究認識中醫學，應當從更加恰當的社會存在發展中去評價和思考。

人文是文化基因，中醫給人文發展提供德澤，人文為中醫發展提供支撐

“人文”，《辭海》中說：“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周易·賁》曰：“文明以止，人文也。”這里主要是指修飾。修飾出美，故曰“美在其中”。孔穎達在《周易疏》中說：“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又，在《北齊書·文苑傳序》中又說：“圣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文化是生產過程中逐步積累起來的知識或經驗，具體到社會現實中，文化包含了人的衣、食、住、行和心理意識，最突出的表現是各種文化現象，當然也包含了人間諸事。

中醫與中國哲學一樣，特點就是非常鮮明地以人的精神生命為研究對象。與西方哲學向外求索、以自然界奧秘和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取向完全不同。西方的人文認識往往與人性和教育相聯系。作為一種思想，一種觀念，一種制度，一種法律，人文思想及其精神，是人文制度的理論基礎，而人文制度又是人文思想的具體實現。無論是東方抑或西方，人文的核心都是“人”，以人為本，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而中醫的人文精神，深層的含義和內涵，正是與生俱來的對人的關懷。

北京大學的樓宇烈先生給中醫人文內涵作過四方面梳理：一是上、中、下醫的“中”。古語有云：“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中醫把人看作一個整體，而不僅僅看“病”，如果僅僅看病、治病，那便是下醫。二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真正高明的醫生是治“未病”，讓人不生病。三是“是藥三分毒”，能不用藥就不用。四是中醫講究“中正平和”，生命因中正平和而產生延續，這是中醫最核心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中正平和”是一種生命的動態平衡狀態，“中”是一個不變的原則。（2019.4.11《中國中醫藥報》）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說：“哲學的任務是什么？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任務不是增加關于實際的積極的知識，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不但是哲學的目的，同時也是中醫的人文追求。（《境界：馮友蘭談人生》）

中醫的人文內涵還表現在中醫的基本觀念、指導思想上。中醫的整體觀是中醫的基本思想。人是個整體，疾病不是某一個部位出了問題，而是整體上出現了問題。中國哲學強調整體關聯與動態平衡，中醫的辨證理論體系就是在哲學整體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發現和加深對中醫思維的認識，是研究中醫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中醫的許多方面體現是思維的直覺。中醫思維往往是曲線性的，尤其是四診八綱的認識，邏輯上相對模糊，某些方面、程度，更接近于模糊數學、模糊邏輯學。哲學上要想說明直覺是很困難的，眾說紛紜，中外哲學界莫不如是，但直覺是一種哲學方法，這一點是公認的。著名科學家卡普拉說：“我們過去總以為理性才是智慧，直覺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覺恰恰也是一種智慧，直覺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途徑。”（《物理學之“道”：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之間的平行關系》）理性和直覺是人們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重要思想方法，而中醫的理論和實踐，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觀念和思維方式，同時也是中醫人文精神的兩個重要方面。

[責編：武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