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辦博物館,就該在中國產生。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個人能干,是應運而生,是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把這件事辦成了

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的博物館人為之震撼。作為“大館奴”,我大膽設想,要創造一個中國特色的博物館發展之路,不僅要走通,而且要做到最好,建川博物館要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里的博物館排頭兵

樊建川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館奴”。

我出生于1957年。1967年我10歲,已經懂事了。如果那個時候有人說:“樊建川,你好好成長,努力干,你這輩子有可能建一個博物館。”我一定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又過了10年,1977年我20歲。如果有人跟我說:“樊建川,你好好干,也許在有生之年能建一個博物館。”我仍然會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30歲的時候,就到了1987年,我剛從部隊轉業。如果有人告訴我:“樊建川,你努力干,你不是喜歡收藏嗎?這輩子有可能建個博物館。”我還是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1997年我40歲,如果有人說:“樊建川,你收藏這么多東西,建博物館有可能了,建一個吧。”我動心了。1999年,我向政府申請,創辦建川博物館。

為什么在我10歲、20歲、30歲時,如果有人跟我說建博物館,我會覺得是在騙我、安慰我、諷刺我、打擊我、笑話我?為什么40歲時突然覺得可以了?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給了“窗口”。果然到42歲,1999年9月9日,我拿到了建川博物館的批文。

想建博物館的地產商

我一直很醉心收藏,感覺是為收藏而生的一個人。我6歲時把幼兒園成績單收藏起來,覺得很驕傲、很幸福,因為同學們都沒有這個想法。我從小學到初高中的證書、照片,一整套,包括從高中開始每天寫的日記,都保存了。后來開始收藏傳單、小報,也撿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語錄。

當時我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房地產商,但建博物館,選擇館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的第一個想法,大多數人想都想不到,就是在售樓部建一個博物館,六百到八百平方米差不多了。

然而我靜下心來,突然有了一個天方夜譚的想法,一次性建30個館,而且要500畝地。晚上想到這個事,自己把自己嚇一跳,一下就坐起來了。后來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很多朋友,他們全都笑話我:“樊建川你怎么可能建30個館,你把售樓部改一個館就可以了嘛。”

現在想起來,幸好沒有只建一個館。

2000年第一次在老的四川省博物館,花了20萬元租展廳,辦了個免費的抗戰臨展。沒有講解員,我從自己的房地產公司調派人手,搞現場接待。盡管這樣,這個展覽仍然大獲成功,看的人特別多,留言鼓勵也很多。

我記得很多老八路、老川軍在展廳里看哭了,拄著拐杖痛哭流涕,久久不愿離去。一位川軍老兵,開展一個月內,至少來了4次,看得熱淚盈眶。還有人當場給我們捐文物,其中一位老人叫李幼霞,讓家人抬來一個梳妝臺,梳妝臺上有日軍飛機轟炸成都的彈痕。她告訴我,那一次“成都大轟炸”,她家死了3個人,最慘的是她14歲的小姐姐,一條腿被炸沒了。父親趕緊把女兒送醫院,到醫院一看哀鴻遍野。排隊等手術時,小姐姐因為失血過多去世了。她爸爸哭著說:“我女兒才十幾歲,她不是還要投胎嗎,肢體殘缺怎么投胎?”醫生就說,房間里有很多截下來的腿,選一個白一點的、年輕姑娘的腿給她縫上去吧。她爸真找了一條腿,把它洗干凈縫了上去。

這樣的文物捐給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很感動,說拿過來還有運費呢,就給了老人200元錢。后來老人又來了,說:“樊館長,我糊涂啊!這個梳妝臺背后是我家3條人命,怎么能收你的錢。”說完就把200元錢退給我了,還把這件文物背后的來龍去脈寫了幾頁文字給我。這次展覽的成功給了我很大鼓舞。

四川省博物館的人說,你這些抗戰文物比省博的還好。我很高興,但是放在全國,我還是沒信心。

沒想到開展時,來了一位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副館長,他說:“你這文物很精彩,很有特色,我們軍博也沒這么多抗戰文物。到北京來展出吧。”他回京后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講了。2001年,我帶了400多件文物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覽。

又是大獲成功,展期一個月,天天人山人海。國家文物局有人來看了以后說:“沒想到一個民間收藏,東西這么漂亮,這么精彩。”當時展出了我收藏的《飛虎圖》,還有通過拍賣買到的豐子愷《勝利之夜》,以及其他很多文物。估計他有點疑慮,問我:“東西是不是真的?我把專家們請來給你看一看。”我永遠記得,專家們當場鑒定評出13件國家一級文物。

當時真把我嚇到了,感覺不可思議。因為當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都沒有13件一級文物。我一個邊遠地方來的私人收藏家,還不是“傾巢出動”,就被評了13件一級文物,當時信心倍增,有了個大想法:建30個博物館。

我一直很欽佩自己20年前就有這個想法。如果當時我再敢想一點,拿1000畝地建100個館,肯定又不一樣了。

但當時不敢想,我知道我的膽量到頂就是建30個博物館。在當時這個思路也是驚天動地的了,今天拿500畝地建博物館沒什么稀奇,但當年這在全中國是沒有的,不敢想象的。

然后我就開始在全國找地。在北京、上海、重慶都失敗了,最后我在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找到了地,最后拿到500畝地建博物館。后來又在重慶建了新館,今年即將要在全國建成第54個了。現在廣東又簽了100多個分館,南昌可能還要建分館,總共已經有一百六七十個館了,將來有可能達到200個館,我想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

去年底,建川博物館被評定為國家一級博物館,我想首要因素是規模大。藏品數量約有800萬件,其中有4790件是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確定的級別文物,一級文物上千件。四川加上重慶分館,在2019年總的游客量達360萬人次。展廳面積近7萬平方米。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館全部看完需要3天,重慶建川博物館需要1天。從博物館的規模和內容來講,大多數觀眾會覺得,原來中國還有這么一個好玩的地方。

為誰當“奴隸”

我覺得“館奴”這個定義特別好,是個“打工人”。“館奴”是給誰當“奴隸”呢?

第一,為歷史文物當“奴隸”。為什么收集這么多藏品?一件物品,就是一個像素。一千萬件物品,就是一千萬個像素。

幾百萬件票證、100噸老報紙、100噸舊文字檔案、幾噸毛主席像章、100多萬封家書、幾萬本日記、幾百萬張黑白照片……這就是像素,歷史的像素。我覺得為文物當“奴隸”的目的是增加歷史的像素,讓歷史由模糊變得清晰。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為民族的文化傳承增加像素。

第二,為歷史人物當“奴隸”。挖掘歷史上豪杰、壯士、英雄們的故事,傳承民族精神。比如烈士梁伯隆,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我們把梁伯隆的家書找出來了。梁伯隆寧死不愿當劉湘的教育廳廳長。家書里提到他上刑場穿西裝,鋪紅地毯,臨刑前演講了一個小時。還有很多失蹤八路軍的家書、犧牲烈士的花名冊……這些人物有的被歷史埋沒了、隱藏了,但我希望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活著”。

第三,為觀眾當“奴隸”。讓觀眾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歷史,而是有血有肉、用不同語言講述的歷史。觀眾能看到援華美軍館的文物,看到他們用英文講話;看到川軍館的文物,他們是在用四川方言講話……

正在建設的農民工博物館,收集了很多重慶農民工用的“棒棒”。向觀眾傳遞一種形象的時代歷程:很多農民工含辛茹苦用自己的肩膀,不僅把孩子送進大學,也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

博物館應成為必需品

在北京評了13件一級文物后,我有了信心,但緊接著問題就來了。我是一個企業家,我會從一個商人的角度來想問題。博物館在社會意義上是個“巨人”,但在經濟上是個“侏儒”,不能養活自己。

我當時對自己說,樊建川,你下決心“生出”30個經濟上的“侏儒”,它們怎么活下去?你不能不負責任。

我想,一定要讓博物館和旅游合作,把博物館做成文旅項目。實際做的時候,周圍全是反對的聲音,沒有一個人支持。但我還是比較堅持,“館奴”的堅持,就是犟。

他們說,誰會掏錢看博物館?20年前,是沒人掏錢看博物館。以前出門旅游,看山、看水、看廟、看海灘、逛游樂園,誰把博物館當作旅游項目?

我是學經濟的,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哪怕一年只增長一個百分點,中國每年要多出多少人對博物館感興趣?

幸而言中,博物館正逐漸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必需品,這種生活方式越來越被大家接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中國人一輩子沒跟博物館打過交道。現在哪個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不進博物館、陳列館、紀念館?

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過去和未來。人吃飽穿暖以后,需要知道前世今生,知道我為什么活著,我為社會做什么,社會為我做什么?我們應該還原歷史上的什么東西,應該吸取歷史上的什么經驗、什么教訓?我們的未來會是什么樣?

看美術館、展覽館、陳列館,現在不是已經作為旅游項目了嗎?再過20年,我相信80%以上的中國人,會把博物館作為第二課堂,作為廣受認可的旅游目的地。博物館變得和森林、大海、游樂場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作為一個“館奴”,我相信博物館會成為生活必需品,但不是奢侈品。像四川建川博物館,成人參觀,每館不到2元錢,孩子不到1元錢。2005年開館時,票價60元,過了16年仍然是60元。當時四川建川博物館7個館,現在僅安仁鎮就有32個館,即將在當地建成第33個館,增加了很大的投入。但我一直保持低票價,提供平價的文化旅游消費。靠什么?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國人對博物館的熱情。

“館奴”前面加個“大”字

2005年四川建川博物館第一批7個場館開館,我開始有點陶醉了,但思路又在前進。記得在某一個既有領導也有專家的場合,我說要建一個中國最好的博物館,馬上就有人打擊我。但我堅信能建中國最好的博物館,我的自信來自我的文物,來自我對題材的選擇,對服務的提升等。

現在“館奴”又膨脹了,我要建世界最好的,世界第一方陣的博物館。什么是世界最好的?規模達到世界前列。所謂世界前列,我認為就是前十名,藏品數量、館舍、管理水平、游客數量、游客美譽度統統達到第一方陣。目前規模達到前十名已指日可待了。2019年成渝兩館游客總量達到360多萬人次,廣州100個分館、南昌18個分館如果都建好,我相信今后每年游客量可達1000萬人次。

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辦博物館,就該在中國產生。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個人能干,是應運而生,是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把這件事辦成了。

我今年還要建研究院,研究也要做到第一,文物修復也要做到第一。甚至今后我還想拿考古資質,不去爭取什么歷史時期考古,我要申請革命文物考古、抗戰戰場考古、三線建設考古。

總結起來,我這么做的結果就是在“館奴”前面加個“大”字,“大館奴”。

疫情期間逆勢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館已經連續4年保持每年30%的盈利增長。遇到疫情,一般企業是保現金流,找個避風港躲起來,然后再求發展。去年1月23日,建川博物館閉館了。我想了兩天,突然想到這是個機會,要化危為機,我想逆勢投入,大興土木,加快建設,提升服務。

疫情期間我做了四件事。第一,利用人少的階段,對7個館進行了閉館升級。第二,完善服務配套設施。重新裝修館內民宿、餐廳,重新打造水景,重新打造公園式的博物館景觀,擴建停車場,擴大文創商店面積。第三,堅持建設新館,包括成都新建一個展廳面積為15000平方米的綜合大館,重慶的驅逐艦海軍博物館、農民工博物館。第四,沒有勸退一個員工,沒讓一個員工下崗輪崗,沒有降薪扣錢,后來我們拿到了成都市穩崗就業的先進單位獎狀。

總的來說,去年疫情期間,我們沒有逃避,沒有畏縮,反而逆勢狂奔,推石上山。總投入大概有3個億,還新增了1.3億元的貸款,從來沒這么投過。因為我相信2021年一定會比2020年好很多,到了2022年一定能夠恢復常態。

新館從挖第一鍬土到對外開放,只花了10個月時間。修房子,寫大綱,排版,畫面,展陳,要精選文物,要裝空調、衛生間、消防、電子監控……有上百道工序,土建還有幾十道工序。這在我們建館史上創造了安仁速度、成都速度。

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的博物館人為之震撼。作為“大館奴”,我大膽設想,要創造一個中國特色的博物館發展之路,不僅要走通,而且要做到最好,建川博物館要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里的博物館排頭兵。 (整理:童芳;參與采寫:周魯青;供圖:建川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