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是指檢察官在特殊知識基礎上運用專門法律思維方法解決法律問題的實踐能力。

即使檢察官具有以法律知識為基礎的特殊知識群，如果沒有專門的法律方法驅動這些知識，也難以應付高度專業(yè)性的法律案件或者法律問題。

特別是在真實的辦案過程中，并不是所有案件中的法律事實都能一一在法條中找到完全對應的答案，這就要考驗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成熟程度，而這需要其具有一定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才能熟練地處理。

檢察官的法律技藝理性是其從事司法活動的技術性依靠，其生成需要特殊的知識、專門的法律思維方法，以及一定數量的法律實踐。對于檢察官而言，法律技藝理性不僅將檢察職業(yè)與其他職業(yè)區(qū)分開來，更為重要的是，法律技藝理性是檢察官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其保衛(wèi)國家、社會及民眾的技術性支撐，同時，也是其獲得職業(yè)尊嚴的內在因素。

自然理性與法律技藝理性

自然理性是指普通人所具有的與生俱來的理解、推理及判斷的能力，是人們最基本的認識事物的能力。技藝理性則無法天生獲得，需要后天從長時期的實踐經驗中獲得。技藝理性區(qū)別于普通人所具有的自然理性。技藝理性中的“技藝”是與自然理性中的“自然”相對而言的。最早有資料可查的將理性分為自然理性和技藝理性的是英國大法官柯克。在法律史上聞名的1607年“禁止國王聽審案”中，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為了爭奪司法審判權，提出既然法律的基礎是理性，法官具有理性可以審判案件，其作為一國之尊，又不比法官智商低，和法官一樣都具有理性，因此，沒有理由將其排除在審判案件之外。對此，柯克回應說：上帝賦予陛下廣博的知識和超人一等的天賦，然而，術業(yè)有專攻，陛下沒有研習過英格蘭的法律，在法律方面是一個外行。對于英國國民的生命、遺產、貨物或財富的案件，僅有普通人的自然理性是無法審判的，這需要具有法律技藝理性的法官來負責。法律是一種專門的技藝，需要長期的實踐、學習和積累，這是獲得審判資格的前提。而這一切是陛下所不具備的。根據柯克的觀點，如果有自然理性就可以審判案件的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審判案件，國家就沒有設立法官的必要。在這個著名的事件中，柯克創(chuàng)造性地將理性區(qū)分為自然理性和技藝理性，通過這種巧妙的區(qū)分，直接將君主排除在司法審判王國之外，避免了國王借助審判干預司法之虞。

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是指檢察官在特殊知識基礎上運用專門法律思維方法解決法律問題的實踐能力。作為專門的法律職業(yè)人士，檢察官應具有相關的法律知識，不論是通過在法學院學習獲得，還是通過自學法律獲得。然而，這只是記憶性的或者靜態(tài)的法律知識，是法律技藝理性生成的基礎。如果沒有專門的法律訓練、培訓或者實踐，很難想象檢察官可以用這些法律知識來處理現實社會中千變萬化的法律關系。法律技藝理性是一種實踐性的能力。檢察官的法律技藝理性是一種富含客觀實踐性的行為過程，是其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習練而成的結果。否則，即使掌握了深厚的法律理論知識，距離準確地辦理案件還是有相當差距。

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生成要素

具有以法律知識為基礎的特殊知識群。如果說檢察官是手持燃著火焰的標槍的戰(zhàn)士，那么，法律知識就是其手持的標槍。依靠法律知識，檢察官可以穿越復雜關系遮蔽的黑暗，從而到達法律事實的目的地。在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生成要素中，僅習得靜態(tài)法律知識并不代表就是具有法律技藝理性，掌握再深奧、豐富的法律知識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沒有法律知識作為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基礎的話，無論檢察官經歷了多少實踐，可能生成的是其他領域的職業(yè)技藝理性，而不是法律技藝理性。對于檢察官的法律知識而言，除了自學外，一般可以在法學院或者相關法律院校學習獲得。法學院可以為將來的檢察官提供專門的法律教育。法律傳授使得法律知識能夠以體系化的方式呈現、規(guī)律化的方式釋讀，從而使得將來成為檢察官的學生具備了規(guī)則化、邏輯化之特質，這是生成法律技藝理性所必需的。

但是，對于檢察官成熟的法律技藝理性生成而言，僅有法律知識是欠缺的。如果要生成成熟的法律技藝理性，檢察官需要掌握以法律知識為基礎的特殊知識群。易言之，檢察官不應固守在法律的書齋以內，其不僅是法律家。這是因為，檢察官在操作案件時，并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狀態(tài)下進行的，相反，卻需要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因此，檢察官還應當熟悉社會常識，了解社會道德及風土人情，能將所掌握的法律知識靈活地融入具體的法律關系中。檢察官不應被法條主義所固定，不應將自己完全封閉在社會之外，而是應學會各種應變處理的技巧。檢察官應了解社會運行規(guī)則，洞悉社會主流價值趨向或需求，并通過法律實踐予以及時、適當調適，這也是其生成成熟法律技藝理性的外現。

掌握專門的法律方法。對于檢察官的法律技藝理性生成而言，其需要掌握專門的法律方法，這種法律方法直接與其職業(yè)活動相連。在法律技藝理性本源意義上，其本身就是與專門的思維方法相連的，這些方法就是建立在特殊知識基礎上的法律方法。如果沒有專門的法律方法驅動這些知識，也難以應付高度專業(yè)性的法律案件辦理或者法律問題。

對于檢察官而言，其提起控訴的過程體現了從自然理性到技藝理性的轉化過程，這也是一個從抽象到現實的過程。在其中，控訴主張的形成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連接機制，其主要是根據法律（還可能是法律原則、法律精神等）與案件事實的特殊內在規(guī)律進行直接或者間接對接的法律識別技術。如果檢察官恪守起訴法定主義原則，那么屬于直接對接；如果檢察官采取起訴便宜主義原則，可以在法律基礎上參酌個案情形決定是否起訴，這是一種間接連接技術。但是，無論如何，法律識別技術是非常關鍵的技藝要素，這是在萬千法律條文中找尋法律關聯性的活動和過程。這種法律識別技術蘊含深刻技藝理性的本質內容，是在長久的法律學習、研究、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法律性的習慣或本能。

可以看出，對于檢察官技藝理性而言，無論在培養(yǎng)還是應用角度方面，專門的法律方法的獲得極其重要，其不僅實現了案件事實和法律事實以證據為基礎的連接，而且能夠在變化、流動的社會關系激流中隨時調整，以規(guī)劃、開辟出一條回應社會多種需求的通路。因此，檢察官的專門法律方法是其技藝理性生成的前提。一般而言，這些專門的法律方法包括法律形式推理方法、法律實質推理方法以及法律論證方法等等。

具有一定數量的法律實踐。檢察官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醫(yī)生等以專業(yè)技術獲得立足之本的職業(yè)。因此，相當數量的法律實踐積累是檢察官技藝理性生成的必經之路。即使檢察官掌握了法律知識，但是，這些法律知識是否能夠發(fā)揮作用，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僅僅掌握書面的法律知識是無法生成法律技藝理性的。沒有法律實踐為基礎的法律知識，只是一種“漂浮的”知識，還不能把抽象的“法律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法律生產力”，因此，檢察官就很難具備相應的法律能力。特別是在真實的辦案過程中，并不是所有案件中的法律事實都能一一在法條中找到完全對應的答案，這就要考驗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成熟程度，而這需要其具有一定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才能熟練地處理。

法律實踐也是真正驗證檢察官技藝理性的試金石。在具體的辦案中，檢察官應當知道如何選擇、適用證據，以證據還原案件事實，將證據作為船只，從而實現從案件事實到法律事實的擺渡，實現法律事實與控訴主張的連接。在這過程中，一方面是檢察官努力獲得法官最終裁判支持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其法律技藝理性的驗證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檢察官的靜態(tài)的特殊知識生成了動態(tài)的法律技藝理性。

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功效

對于具有成熟法律技藝理性的檢察官而言，其不僅是國家、社會及民眾的保衛(wèi)者（這主要是通過追訴、懲治犯罪來體現的）而且法律技藝理性還讓其獲得了神圣的光環(huán)。可以說，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越成熟，就越能讓其現實形象與人民的理想預期相符。

檢察官的法律技藝理性是其承擔保衛(wèi)國家、社會及民眾角色的前提。創(chuàng)制檢察官職位目的之一，就在于讓其承擔保衛(wèi)國家、社會及民眾的義務，且檢察官一般也是作為國家、社會或者民眾保衛(wèi)者的角色而塑造或改造的。在數次型變及將來的發(fā)展趨勢中，檢察官的這種保衛(wèi)者的職業(yè)價值有增無減。與法官不同，在國家制度設計中，法官原本就是作為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出現的。而檢察官則不然，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即使檢察官獲得了一些控訴之外的角色，其主要任務仍然是追訴與懲治犯罪，這是其最基本的職業(yè)角色設計。實際上，在檢察官所有的角色中，追訴角色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就混淆了檢察官的本質職能，檢察官也喪失了安身立命之本。

對于檢察官而言，法律技藝理性是其履行主要職業(yè)角色的有力武器，檢察官通過這把利器，借助法律及證據，運用法律思維方法，穿越籠罩犯罪的面紗，實現案件事實與法律事實的對接。可以說，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成熟程度是與其整體形象成正比的，其法律技藝理性的成熟程度決定著懲治犯罪的準確程度，也體現著檢察官職業(yè)的存在價值。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越成熟，打擊犯罪就越準確、有力，就越能符合國家設立檢察官這種國家職官的目的，也越符合社會民眾對檢察官的預期。

法律技藝理性可以讓檢察官獲得職業(yè)尊崇形象。在國家所有的行政官吏或者司法職官中，雖然檢察官職位創(chuàng)制歷史不算特別久遠，但是，基于人們對法律的尊崇之上，檢察官獲得了僅次于或者等同于法官的神圣形象。如果說法律正是通過法官的闡釋獲得了世俗的含義與效果的話，那么，檢察官則是這種神圣意旨的郵差或使者。通過檢察官的程序環(huán)節(jié)的推進，使得法官對于神圣意旨的闡釋具有了更為正當的根基。可以說，不論是理念中還是制度中，檢察官承擔的都是一種輸出正義或者塑造社會共同價值的角色。

檢察官的這種形象，其實是建立在檢察官自身的法律技藝理性基礎之上。這是因為，檢察官也是以其法律技藝提供公共服務的法律職業(yè)者。檢察官法律技藝理性的成熟度是其獲得職業(yè)尊嚴的直接源泉。相反，對于一個法律技藝理性欠缺的檢察官而言，本身就是對其職業(yè)形象的一種自污，很難想象能獲得民眾的尊重。

同時，成熟的法律技藝理性本身還意味著檢察官具有相當程度的職業(yè)倫理或者人文精神。檢察官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法律工匠，其職業(yè)活動應當與正義信念及終極關懷等人文精神相勾連。如果僅僅是依靠法條來進行法律操作，檢察官就可能會變成程序傳送帶旁根據設計指令勞作的機器人，從而因喪失倫理精神不能自拔。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