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他人投注錢財、贏取獎金,并從中抽頭獲利的,既與信鴿競賽的精神及現行規定相違背,也不再具有合法性,而涉嫌賭博犯罪。

實踐中利用信鴿競賽賭博主要表現為依托常規賽設立名目繁多的附加賽,并要求參與者按照一定規則進行投注以贏取獎金、獎品,組織者則從投注款中抽頭獲利。

近年來,我國信鴿賽事活動日益經濟化、商業化。隨著信鴿賽事的繁榮發展,與之相關的賭博、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也逐漸引起社會關注。2021年4月,中國信鴿協會發布《整治信鴿行業涉賭、逃稅現象管理規定》,要求各地清理、整治違反信鴿賽事活動管理辦法組織或參加不規范的賽事活動,以及在信鴿賽事活動之外另行組織以賽事成績定輸贏的收費、發獎活動。

據筆者了解,遼寧、江蘇等多地都有類似的案例,筆者也曾辦理過此類案件。2019年1月至11月,畢某雇用孟某、馬某為工作人員,以某賽鴿俱樂部名義組織280余人參加“金翼杯”特比環信鴿競賽,比賽設有以信鴿競翔成績為發獎依據的“單關大獎賽”“團體大獎賽”等項目。參賽者除繳納每場比賽的足環費外,還必須投注金翼(每羽100元),也可以對“聚寶盆”“明插暗插”“汽車大獎賽”等進行投注,取獎規則主要有“十一選一”(意為十一羽鴿子取一羽最快的獲獎)、“二十二選一”,畢某從收取的足環費和投注款中抽成10%。

對于依托組織信鴿競賽設置以競翔成績為依據的收費、發獎活動并接受投注、從中抽頭獲利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筆者認為,應當從信鴿競賽的價值追求、核心特征,競技規則的設置,組織越界行為與賭博違法犯罪的界限等角度進行分析。

第一,信鴿競賽屬于社會體育范疇,應當遵循既定的競技規則,擅自設置規則、接受投注并從中漁利的已超出合法的競賽范圍。

2004年中國信鴿協會發布的《信鴿活動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三條規定,“信鴿運動是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開展的體育項目,屬社會體育范疇。”《信鴿活動管理辦法》《中國信鴿競賽規則》《中國信鴿公棚競賽管理規定》等也從不同層面對信鴿競賽作出規范。應當說,上述規定明確了信鴿競賽活動的合法性。

目前,我國信鴿競賽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競翔賽,即通過比較飛行速度排列名次的賽事;第二類是評比賽,即將競翔成績按照一定標準換算成得分,或由裁判員按照一定標準評分,以得分多少排列名次的賽事;第三類是特殊賽事,即以特殊形式進行的并符合特定要求的其他賽事,包括公棚賽、寄養賽、團體賽和排名賽。上述規范性文件對于信鴿競賽的組織形式、參賽資格、競賽項目、競賽方法、參賽費用及所設獎項、獎勵方法等作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如果脫離上述規范組織超范圍的賽事或者在正常賽事之外另行設置規則,吸引他人投注錢財、贏取獎金,并從中抽頭獲利的,既與信鴿競賽的精神及現行規定相違背,也不再具有合法性,而涉嫌賭博犯罪。

第二,賭博犯罪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強烈的射幸性,而信鴿競賽的核心特征為“競技性”。

賭博與競技具有天然的親近性。在我國歷史上,賽馬、斗雞、斗蟋蟀等都曾成為賭博的對象,只不過國家出于文化傳統、民間習俗、社會經濟效益等方面的綜合考量,將一些具備競技特征與經濟功能的動物比賽活動合法化,并且制定了完備的制度加以管理。但是,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賭博犯罪與信鴿競賽之間存在本質區別:

首先,目的不同。賭博犯罪要求以營利為目的,即行為人是為了贏取錢財而非消遣、娛樂;信鴿競賽或者說包括賽鴿在內的動物競技運動的核心是“競技”,即通過設置一定的規則,組織不同形式的比賽,最大限度地發掘、展現動物個體自身的生理潛能和體能極限,其所追求的是現代社會時尚、高雅、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獎金、獎品只不過是附隨產物,是為了增加這一運動的吸引力、擴大其影響力,而非所追求的最終目的。

其次,參與主體不同。賭博具有開放性,其面向的是不特定的對象,凡是意圖通過偶然的輸贏來贏取錢財的人都可能參與進來;而信鴿競賽僅面向信鴿協會的會員,而且每個人只能為隸屬于自己的信鴿報名參賽。

再次,獎金來源不同。賭博犯罪中賭資來源于參賭人員的投注,投注數額、賭資以及輸贏的錢財數額一般是不確定的;而信鴿競賽的獎金來自于參賽費(如足環費、報名費等)、獲獎賽鴿拍賣金等,參賽費及獎金均是固定的。可能有人對當前信鴿競賽的高額獎金產生懷疑,認為高額獎金即涉嫌賭博,然而,從《中國信鴿協會公棚競賽獎金數額設定標準》的規定來看,高額獎金是與參賽鴿羽數、參賽費用、錄取名次等成正比的,并不是說只要有高額獎金就涉嫌賭博。

最后,獲勝依據不同。賭博是一種射幸行為,能否獲勝主要取決于偶然因素,與參與者的主觀因素、客觀投入等沒有必然的聯系;信鴿競賽則符合“以勞動或其他合法行為取得財產”這一國民健全的經濟生活方式與秩序,在各類正規競翔賽、公棚賽中,要想獲勝必須投入大量財物、精力進行幼鴿的選種、飼養、訓練,并學習各種技能及知識。因此,信鴿競賽不具有投機性、射幸性,輸贏與投入基本成正比。

第三,實踐中,依托組織信鴿競賽賭博的基本樣態為設置投注項目及規則,在審查認定時要把握“組織特征”準確界分賭博罪與開設賭場罪。

經梳理發現,實踐中利用信鴿競賽賭博主要表現為依托常規賽設立名目繁多的附加賽,并要求參與者按照一定規則進行投注以贏取獎金、獎品,組織者則從投注款中抽頭獲利。在競賽項目上,一般有名人爭霸賽、特比賽、汽車特比賽、幸運鴿賽等;在投注規則及獎勵方法上,組織者一般要求參賽者必須投注固定項目,還可以選投一些特殊項目,注數上不封頂,按照比例取名次,按照所押注金額的數倍兌付獎金。而無論參賽者投注多少,組織者都會固定地從投注款中抽成10%。

對于利用組織信鴿競賽實施賭博行為的定性,實踐中往往存在賭博罪與開設賭場罪的爭論,應當注意把握二者的關鍵區別:雖然二者都以營利為目的,在客觀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合,但是開設賭場具有明顯的組織特征,行為人通過提供場所、設定規則、明確分工等方式確保賭博運行的長期性、連續性、穩定性;而聚眾賭博雖有一定的“組織性”,但更多表現為偶爾性、臨時起意性、組織行為的不連續性等,這與開設賭場“組織”的長期性、連續性、組織行為分工的緊湊性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