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情總算妥善解決了，老頭子走得沒有遺憾。”近日，住在二兒子家中的邵奶奶跟鄰居念叨著。曾經因為房屋拆遷補償分配問題與孫子發生糾紛，邵奶奶和邵爺爺不但沒地方住，沒有安置補償金可拿，還被孫子告上法院要倒貼20萬元，邵爺爺生前一段時間曾為此事奔波。案件進入檢察監督環節后，在浙江省杭州市檢察機關的依法能動履職下，此事終于了結。
邵老夫妻一共生育了4個兒子，隨著孩子們長大成人，邵老先生便做主分了家。邵老夫妻和4個兒子簽訂協議，其中約定，三兒子邵國勤（化名）以父母名義申請建房審批，房屋由邵國勤出資建造，建成后由父母支配一間，父母去世后再歸還邵國勤所有。
房子第二年便建好了，之后一直由邵國勤夫妻占有和使用。后來，因邵國勤病重，邵老夫妻又與邵國勤的兒子邵飛（化名）重新簽訂了協議，約定房屋歸邵飛所有，邵老夫妻配合完成過戶。
2013年，這所房子被當地政府征收，邵老先生作為戶主與征收部門簽訂了《安置協議》，選擇了貨幣安置，實際所得補償款為393萬余元。自此，邵老夫妻與三兒子一家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對于拆遷款分配始終未達成一致意見，便未將拆遷款轉給邵飛。
“房子是我爸爸媽媽建的，后來也約定好房子歸我所有，為什么爺爺奶奶拿走了所有的錢？”2017年3月，邵飛把年過八旬的爺爺奶奶告上了法庭。
法院認為，邵飛及其父母在村里已享受一處宅基地，約定案涉房屋過戶給邵飛違反“一戶一宅”的法律規定，該約定無效，但不影響兩份協議書中其余內容的效力認定，案涉房屋的權益應屬于邵飛。因此，安置補償款中除涉及以安置人口為計算依據的補償項目外，其余利益應當歸屬于邵飛所有。
根據法院向當地撤村建居指揮部工作人員了解到的情況，貨幣安置獎勵36.6萬余元應當歸屬于被安置人員，房租補貼、臨時過渡費、搬家補貼費是以安置人口為標準計算的，也應屬邵老夫妻所有，約2.4萬元，共計39萬余元。據此，法院判決邵老夫妻應賠償邵飛各項損失共計354萬余元。
之后，邵飛再次起訴，要求邵老夫妻支付拆遷款利息，法院判決老人向孫子支付67萬余元。這樣一來，老人因拆遷反而要“倒貼”20余萬元，生活陷入困境。
“拆遷補償費里，除了房子本身的價值，其他應該都是拆遷安置人員的安置補償費才對！”2019年6月，邵老先生向杭州市檢察院申請監督。
為查明案件事實，辦案檢察官調閱案卷，多次走訪當地，核查事實。
“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拆遷安置利益一般可分為兩部分：對舊房的補償和對拆遷安置人口利益的補償。邵老夫妻在協議書中讓渡的僅是基于建房所產生的利益，其仍保留基于身份而享有的安置權。本案最大的爭議點，就在于如何界定拆遷安置人口利益。”辦案檢察官介紹說，當地撤村建居指揮部工作人員個人對拆遷政策的解讀不具有權威性和客觀性。貨幣獎勵僅是針對貨幣安置的一種額外獎勵，并非對安置人口的補償。否則，如果邵老夫妻選擇調產安置，易地再建房屋，則其連作為安置人口的利益都沒有了，這顯然是不符合拆遷安置目的和原則的。
為確保政策解讀的權威性，辦案檢察官依法行使調查核實權，積極向拆遷實施單位詢問拆遷政策，并要求拆遷實施單位出具書面情況予以說明。根據政策說明及相關補償協議，可證明在拆遷過程中，未建房的安置人口每人可獲得48.4萬元補償款。
辦案檢察官認為，本案中，在安置補償協議未明確安置人口利益的情況下，比照未建房安置人口補償政策來確定安置人口利益更為合理，邵老夫妻作為安置人口可獲得的安置補償費應為96.8萬元。再加上房租補貼、臨時過渡費、搬家補貼費等以安置人口為標準計算的費用，合計應為99萬余元。
2021年1月，杭州市檢察院提請抗訴。同年4月，浙江省檢察院提出抗訴。浙江省高級法院指令將案件發回杭州市中級法院再審。同年12月，杭州市中級法院再審改判拆遷補償款中的99萬余元屬邵老夫妻所有。2022年8月，杭州市檢察機關對邵老夫妻拆遷款利息案發出再審檢察建議。當年底，案件獲得改判，邵老夫妻最終需支付的利息損失降為19萬余元。
今年2月，邵老先生因病去世，邵奶奶也住到了二兒子家中，困擾他們多年的煩心事終于了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