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民盟浙江省委副主委、浙大城市學院校長羅衛東。

“十四五”規劃與“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建議均提出“數字中國”概念。浙江省強調通過大力推行數字化改革來確保浙江成為“全球數字變革高地”。本期,中國城市報特邀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民盟浙江省委副主委、浙大城市學院校長羅衛東,談一談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重點與難點。

數字化改革

與城市大腦的關系

中國城市報:我們注意到近期浙大城市學院組織了一場關于“城市大腦與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研討會。您覺得浙江省的數字化改革應包括哪幾個方面?在發力點上應該重點突破的內容有哪些?

羅衛東:這其實已經是城市大腦研究院成立以來的第N次研討會了。這次我們特別關注的一個題目是“浙江數字化改革和城市大腦”兩者的關系問題。那么杭州的城市大腦建設和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整體思路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到底是傳承還是替代?是包容還是一個升級版?

針對這個問題,我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首先,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整體性更強,涉及到五大方面的建設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還包括黨政機關自身的數字化改革的內容。它的提出,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思路。

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重點任務是加快構建“1+5+2”工作體系,一個省一級共享性的智能數字中樞,五大綜合應用場景,還有理論體系和制度規范兩個體系。因此,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整體布局是非常清晰的。

而杭州城市大腦并不是從整體入手,而是從“用”來入手的。城市大腦的思路其實就是從老百姓的“急、難、愁、盼”出發,涉及到政府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如何提供服務,才能更加方便老百姓,增加他們的幸福感、獲得感,增加他們參與和分享的機會。杭州城市大腦是從這個角度來設計的一個數字化的手段。

這個數字化手段的起點是從交通制度開始的,因為這幾乎是所有城市,尤其是像杭州這樣的城市能級迅速提高、公共道路設施供應相對短缺的城市居民每天都會碰到的通勤問題。

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要針對擁堵路段通過劃線改革、紅綠燈,進行交通車牌管制。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盤清老百姓的實際需求以及需求強度,需要分時段精細化地匹配需求和供給。這是原有的行政手段做不到的。

杭州城市大腦采取的辦法:首先,要掌握杭州每天真正上路的汽車數量以及大概率的行動軌跡;其次,要明晰最大的擁堵點位置、擁堵原因以及附近能夠進行疏導的可能場合;最后,把交管的數據、城管的數據,相關交通要道附近的商業機構,可以動員出來做公共用途的資源數據聯動起來,通過算法進行實時調控。所有的資源都用于解決每一部具體的車子的實際需求,并不是需要政府啟動新項目,擁有什么數據,只是采取一種技術的方式去調用各個單位自己所擁有的數據。從表面來,要解決的難點是數據協同,但實際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而協同?協同的目的是什么?

杭州城市大腦一個最有生命力的方面,就是始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該協同什么數據,怎么協同?涉及到哪些部門?不論是治理能力的提升,還是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其目的都是讓人民過得更幸福。

企業如何完成

數字化轉型升級

中國城市報:對于浙江在全省推進的數字化建設,除了政府層面的改革外,對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特別是浙江省要實現“十四五”期間“數字經濟增長占比60%”的要求,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羅衛東:從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體如果是全員治理,那么政府則是當中承擔著最重要責任的一個治理主體。城市大腦做場景,做以人民為導向的改革,需要讓政府部門協同起來。

如果要做產業大腦、做數字經濟,就必須讓企業彼此協同起來,其特殊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了城市大腦在社會領域當中的治理工作模式。

數字經濟增長要達到既定的目標,我認為不外乎幾種辦法:

一個是傳統的園區辦法,把一些數字企業好比說像阿里、螞蟻金服等和準數字企業如海康威視、網易做大。

另一個方式則更加重要,浙江現有的三四百萬家中小企業,量大面廣的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和升值升級,決定著未來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的命運。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做試點開始,全面鋪開或者全行業鋪開并不現實。比如,浙江省傳統企業紡織業,數字化改造空間特別大,紡織行業數字化提升帶來的效益也最明顯。政府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方面,有重點地去做一些示范,其財政壓力也相對輕,解決企業問題的針對性更強。就這樣,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突破,若干年后,就形成了數字經濟真正增長的底層基礎。

高校在數字化改革中

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城市報:作為高校里的專家,您覺得在高校、政府與企業之間應該形成一種怎樣的機制,才能幫助浙江省數字化改革更好更順暢地推進下去,并有效地轉化成生產力?

羅衛東:理論上講,高校是可以發揮很多作用的。但實際上,現在的體制和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在某些方面影響了高校發揮作用。其解決問題的根本是高校自身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動力源來自哪里?其實是需要幾個方面的配合。政府一定要有支持性的措施;企業對高校的整個研發和高層次的科學研究要有真正的非常暢通的需求渠道。高校主要是培養人才和從事科學研究為主,它和企業的邏輯不一樣,企業需要實用的技術、自主研發的專利、先進的設備、新材料等等,而這些是學校本身不直接做的。

社會需要的復合型的人才,需要的是能夠盡快上手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但是高校還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浙大城市學院最近在做科教創新綜合體,就是希望能夠把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這種需求的特征給它刻畫出來,并且把這些特征傳遞到專業。通過科教綜合體的組織創新,改進課程、改進教師水平,解決為崗位找人、為人找崗位這樣一個嚴重的結構問題。

關于未來社區

數字化建設的暢享

中國城市報:浙江省近年來一直在大力推進“未來社區”建設,提出了“三化九場景”的建設,這其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數字化”。對于未來社區的數字化建設,您覺得需要做好最核心的是什么?如何將城市大腦和未來社區數字化有效融合,真正形成數字城市的管理機制和模式?

羅衛東:城市是生產、生活、生態的結合。生活主要通過社區的方式來解決,未來社區肯定也有“三生”融合的問題。未來社區的人本化、生態化、數字化,怎么能夠在未來社區真正落地,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其前提是要先把未來社區真正的功能刻畫清楚。

城市大腦要解決的是通行暢行率的問題,數字化容易做是因為它只是解決數字協同的問題。而未來社區最大的困境就是要做的事情體量是巨大的,小到小區的垃圾分類、生活安全、防火防盜防賊,大到創業、養老、教育以及創業功能,相當于是一個濃縮的社會。數字化改革的全部場景,都要在未來社區里面濃縮進去。未來,數字化改革碰到多大的困難,未來社區的發展建設就會碰到多大的困難。

我認為未來社區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解決兩件事。第一,一體化的智能公共平臺如何建?對社區來講,未來社區需要什么樣的“一”還需要明確;第二,如何來篩選老百姓需求最關鍵的場景?這是一個多層次、多方面的問題,我們要解決老百姓最關心最重要最需要數字化才能解決的那些事,把它確定出來,未來社區就會獲得老百姓的支持。那么,現有社區來做未來社區,現有居民生活在里面,獲得居民的支持就能形成合力,相對來說更容易做成。因此,我認為這兩件事必須同時考慮到,這是非常重要的。

真正要做未來社區的探索,數字化在中間做什么樣的工作?其實,它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要通過數字化手段,來滿足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而這一需求是非數字化手段絕對解決不了的。

《 中國城市報 》( 2021年08月30日  第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