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社會領域的具體體現,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日前,第六屆中國社會治理與發展論壇在清華大學舉行。論壇發布了《2024中國社會治理與發展指數(CSGDI)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年度報告》),綜合評估分析全國31個省份社會治理與發展水平,全面呈現各地社會治理與發展的主要成就、綜合排名、問題短板,以及學術性、實踐性、科學性成果。
我國社會治理
能力與水平不斷提升
社會治理一頭連著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一頭連著千家萬戶的生活冷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此背景下,《年度報告》編撰組根據2024年我國各省CSGDI指數綜合得分情況,圍繞黨和國家社會治理與發展新理論、新政策、新部署、新要求,突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等工作重點,使用最新統計數據建立數學模型作出相應測算。其中顯示,我國31個省份平均得分為79.64分,有14個省份的CSGDI指數得分高于平均水平。
“2018—2024年,31個省份的平均指數得分整體呈現上升趨勢,標志著我國社會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年度報告》編撰組牽頭人,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張成崗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介紹稱,與2023年相比,2024年,我國各地區社會治理指數得分整體略有提升,各省份逐漸適應當前經濟形勢,并在此基礎上出臺對應政策,提供具有針對性的社會支撐,社會治理能力與水平得到提升。
縱觀各省份CSGDI指數得分,北京市獲得最高分93.80分,江蘇、浙江、廣東、上海等省份緊隨其后,前13位得分均超過80分。但社會治理能力相對落后省份的分數,最低只有66.10分,其社會治理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年度報告》還從不同環節列出值得關注的要點。從政府責任看,我國各級政府責任指數普遍維持在80分以上,反映出政府治理水平的整體提升;特別是江蘇、浙江、山東、廣東四省表現突出,政府責任指數位于全國前列。同時,西部一些地區也呈現出穩步向好的發展態勢。
從安全角度看,北京市以97.3分的安全指標得分位列全國第一。上海、河北、海南、黑龍江等省份緊隨其后,安全指標得分均超過95分。
從民生角度看,我國民生發展存在顯著的橫向區域差異。上海、江蘇、廣東、北京、浙江等省份的民生指數位于全國前五名。
從社會參與角度看,山東、江蘇、河南、四川、河北的相關指數位列全國前五。指標得分較低的區域存在參與治理機制尚不夠完善、公眾缺乏社會參與途徑等短板。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普遍滯后于東南沿海地區。北京、浙江、江蘇、山東等省份的相關指數位居全國前列。
綜合分析,張成崗認為,在數字文明時代的全域數字化轉型與社會治理體系變革創新大環境下,各地要充分認識到數智治理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應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科技賦能“智治社會”,實現高質量治理。
完善社會治理體系
積極補齊發展短板
中國城市報記者與多位專家交流了解到,近年來,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加速推進,社會治理體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人口流動造成的管理難題,以及資源供需不平衡、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亟待優化協同等問題。
此外,張成崗認為,新型城鎮化形勢與社會治理制度體系之間的不匹配,多元主體利益訴求與相對靜態的社會治理體系及結構之間的沖突,以及城鄉發展不平衡導致社會治理體系適應性不足等問題,也應受到重視。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城市成為多元主體及其訴求與利益的交匯點,由此產生諸多矛盾,使城市環境充滿挑戰。”張成崗說。
面對這些挑戰,各級政府都在尋求創新途徑,構建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推動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對此,張成崗建議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推進:
首先是加強社會治理領域的理論原創性探索與創新。要深入理解社會治理問題、前沿動態、矛盾及挑戰,就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清晰闡述。當前學術界在社會治理領域仍存在諸多未被解決的基本問題,且常沿用傳統方法,難以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求。特別是要警惕過度依賴西方話語體系,以免在解決中國問題時產生不匹配的情況。
其次,加大社會治理技術的研發力度。許多問題的解決需依賴智慧治理與場景治理,通過技術手段提升治理效率與精準度。
最后,推動制度性創新。要從上層結構進行戰略規劃,促使從政府到社會各層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改革。
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人才培養亦是重點。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鄭泉水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在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培養人才和開展科研同樣重要,因為教育與科研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應該注意,社會治理方面的人才必須掌握扎實的科學知識和創新思維,要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培養邏輯思維和批判性思維,以應對在社會治理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挑戰。
鄭泉水還認為,面對龐大的治理體系,政府多部門需要加強協同合作。因為一些社會問題具備綜合性,非跨部門聯合行動難以有效解決。
借鑒傳染病防控思路
對抗“信息流行病”
“信息流行病”一詞最早在2003年抗擊非典時期被提出。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信息流行病”成為社會治理的新挑戰。虛假信息、謠言、低俗內容等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嚴重污染了網絡空間,誤導了公眾認知。多位專家認為,這種信息亂象不僅破壞了社會信任體系,還加劇了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華醫學會副會長高福表示,對抗“信息流行病”作為我國社會治理中的一個重要新課題,多地政府已開始重點關注并采取行動。但涉及某些關鍵信息、熱點信息的傳播,政府不能簡單地采取強制性的管控措施。而需謹慎對待,深入思考解決對策,比如借鑒傳染病防控的思路,以科學的方法應對“信息流行病”。
高福認為,科普工作對預防“信息流行病”非常重要。各地政府要鼓勵權威學者、專家普及科學知識。學者、專家則應勇于發聲,不畏懼可能出現的批評或誤解??茖W之所以有時易被誤解,是因為新知識的接受需要一個過程?!罢块T開展社會層面的‘信息流行病’治理要像大禹治水,過程既要體現韌性又要保持剛性。但是剛性不能過強,否則可能會給一些基層管理者提供不作為的借口。”高福說。
在技術層面應怎樣有效解決“信息流行病”等新的社會治理問題?對此,張成崗說:“不能將技術與社會、倫理和治理割裂開來,而是要實現它們之間的互相嵌入。這意味著,在技術研發的初期,就要考慮其綜合影響,提前進行規劃和調整,并構建框架。通過前瞻性的治理方式,我們可以避免反饋式治理所帶來的滯后性和不適應性。”
《中國城市報》(2025年01月06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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