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為新業態發展指明方向。

當前，隨著數字經濟騰飛，大批外賣騎手、快遞員等零工群體規模激增，但也因勞動關系模糊，難以納入傳統社保體系。近期，京東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美團、餓了么也陸續跟進，推動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更加完善。

政策筑基 分類破題

構建權益保障新范式

午后樹蔭下，38歲的眾包騎手趙志剛倚著電動車邊翻看女兒的照片邊說：“以前在工地爬腳手架，媳婦天天提心吊膽；現在送外賣能自己安排時間，心里踏實。”

正說著，手機突然彈出加急單提示——“看，這單是給社區老人送降壓藥，得抓緊。”他跨上車前回頭笑道，“風吹日曬是苦，可時間攥在自己手里，自由！”

這份“自由”意味著工作時間、場所和任務的自主，對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依托互聯網平臺的就業群體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然而，靈活就業的背后是復雜的用工關系。根據2023年發布的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全國約4.02億職工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

隊伍日益壯大的同時，新業態領域的勞動爭議呈多發之勢。現行法律中，勞動者的勞動權益、社會保險與勞動關系深度捆綁，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多未與平臺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組織管理也與傳統模式明顯不同，難以獲取配套權益支持。

“為騎手上社保”的呼聲由來已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無故不繳納社會保險費。但是，外賣行業的“勞動關系”并非總能清晰界定。以騎手群體為例，“專職”或“全職”騎手通常與平臺或第三方公司（代理商）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可參加職工社保；占比更高的“眾包”或“兼職”騎手因跨平臺接單、流動性強，很難滿足傳統職工社保的繳納條件。

面對這個問題，2021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首次將新就業形態勞動劃分為“勞動關系”“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和“民事關系”三類，標志著我國勞動權益保障體系從“非黑即白”向梯度管理的重大轉向。

“勞動關系認定不再只有‘有’或‘無’，政策分類為現實復雜性提供了彈性空間，也為后續保障措施留出余地。”中國勞動關系學院黨委常委、副校長聞效儀指出。這一突破性政策迅速催生配套措施：2022年7月啟動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新職傷）試點，兩年內覆蓋7個省市、超八百萬勞動者，為社保體系全面鋪開探路。

政策東風下，行業頭部企業率先破局。京東宣布自今年3月起逐步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并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險；美團、餓了么也計劃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丹丹評價，這一舉措不僅體現了平臺對零工群體勞動權益的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勞動合同模式下社保繳納的法理限制，“將保障觸角延伸至靈活就業的邊緣地帶”。

試點突圍 模式創新

激活社保改革新動能

政策創新在實踐中仍面臨挑戰。《指導意見》提出的“不完全勞動關系”概念，雖在理論上填補了傳統勞動法與民事雇傭之間的制度空白，卻因缺乏明確法律定位陷入實踐困境。

“‘不完全勞動關系’既無法完全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也難以完全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加以規范，社保繳納責任的界定最終該由平臺、代理商還是勞動者分擔，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張丹丹坦言。

中央財經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進一步指出，勞動權益保障與平臺經濟創造就業的功能形成微妙博弈，經濟下行期提高保障標準空間有限，經濟向好時企業又積極性不足，“當前政策邏輯是問題導向，優先解決風險突出領域，例如工傷保障”。

與此同時，工會集體協商機制成為另一突破口。2024年，京東、餓了么等企業相繼開展全網集體協商，試圖通過職代會和懇談會等形式彌合勞資分歧。然而，這類協商結果的法律效力尚不明確，制度性保障仍需時日。

晚高峰的北京街頭，美團專送騎手劉淑珍忙碌在朝陽區寫字樓間。她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平臺最近開始統計我們過去繳納社保的情況，這是個好信號。風吹日曬十幾年，誰不盼著以后有退休金？”

但年輕騎手群體有不同看法。26歲的眾包騎手李軍直言：“每月多扣500元，我得多接幾單才行。”這種“現錢優先”心理，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頗具代表性。

騎手的矛盾選擇折射出社保改革的深層困境。2024年初，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就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立法大討論。會上，有外賣騎手代表直言：以靈活就業身份參保需自擔近30%費用，但仍無法單獨繳納工傷保險，而明確用工主體更是難題。即便在北京等試點地區，“先繳后補”的流程仍讓不少騎手持觀望態度——個人需先行墊付1882.02元，待審核后劃撥1254.68元補貼，實際承擔約627元。跨地區轉移接續的復雜手續，進一步加劇了參保疑慮。

面對現實阻力，政策與平臺的“破冰”嘗試已悄然展開。相關試點通過創新性“按單繳費”機制，將勞動關系認定轉化為動態繳費——騎手每完成一單，系統自動扣除定額職傷保障費。這種精準分攤成本的模式，既降低了參保門檻，也為構建全國性職業保障體系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樣本。

隨著各方不斷總結經驗，外賣騎手參保正在從“小范圍摸索”向“更全面落地”邁進。張丹丹評價，外賣平臺的這一系列“先行先試”，看似聚焦于職業傷害和養老保險，實則在逐步搭建更為完整的新就業群體保障體系。

“企業主動擔責，既是對政策的響應，也是對用工競爭力的重塑。”一位行業觀察者指出。

中國城市報記者走訪發現，隨著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范圍擴大至17省的消息公布，不少外賣騎手開始重新考慮個人的長期權益規劃，也對跨區域社保轉移接續、工傷保險覆蓋范圍等細則有了更多了解與期待。

協同共治 長效賦能

織密民生安全保障網

推動“外賣騎手上社保”，持續引發熱議。有人認為京東“搶跑在前”，美團、餓了么“被動跟進”；亦有質疑聲稱，社保改革僅是平臺競爭策略。然而，若審視政策脈絡與行業現實，此類論斷顯失偏頗。

從業務規模分析，京東外賣業務尚處試水階段，覆蓋騎手量級有限，試錯成本相對可控；而美團、餓了么作為行業巨頭，百萬級騎手規模意味著每年數十億元的剛性投入，任何制度調整都需審慎推進。

從政策脈絡來看，“外賣騎手上社保”并非企業單方舉措，而是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主導下，各省市及平臺共同參與、多輪試點的系統工程。“社會保障”本質上是一種互助共濟機制，需要在更高層面形成統一標準，避免出現“先行動、先吃虧”或“拖延觀望”等問題，方能為企業提供穩定預期。

當前，各平臺雖然在積極探索，但具體難題仍亟待解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天昊表示，外賣騎手社保問題背后，還涉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騎手雖在城市空間高頻流動，卻因社保制度的地域分割難以獲得相匹配的公共服務身份。因此，亟須制度創新，分類規范新就業群體的社保繳納方式，并完善跨區域社保轉移接續機制，消除勞資雙方在成本、收益及身份認定上的顧慮，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應保盡保”。

此外，社保制度的實施也需尊重騎手的個人意愿。有騎手坦言出于經濟壓力，短期內不愿參保；也有人擔憂轉移接續復雜、費用負擔過重。對此，有專家表示，應一方面通過政策優惠、財政支持降低參保門檻，另一方面加強政策宣傳和公共服務，使騎手由“要我保”轉為“我要保”，形成自覺參保的社會氛圍。

《中國城市報》（2025年03月17日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