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臺州市取消證明材料7285件，做到了“清單之外無證明”，全市域“無證明城市”基本創建成功。圖為臺州市路橋區橫街鎮公安民警正在為群眾服務。          

中新社發 蔣友親攝

城市“減證便民”的腳步正在加快。

2月20日，山東省淄博市人民政府辦公室發布關于印發《淄博市建設“無證明城市”實施方案（試行）》（以下簡稱《方案》）的通知，提出依托數據歸集和共享，全面推進“減證便民”，盡快實現“法無規定一律取消”和“法有規定無需提交”的“無證明城市”建設目標，方便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

淄博也給建設“無證明城市”立下了時間表：2021年3月底前，完成各級各部門證明事項的梳理工作；6月底前，完成“無證明城市應用系統”開發，多渠道推進“無證明”辦理試運行；9月底前，各級行政機關和公共服務機構保留的全部證明事項無需群眾提交，基本建成“無證明城市”。

中國城市報記者梳理發現，除淄博外，濟南、濟寧、日照、棗莊、濱州等多個山東省地市皆在去年以來提出了類似目標；此前向“無證明城市”發起挑戰的還有浙江省金華市、湖北省黃岡市、廣東省汕尾市等。

淄博兩大亮點：

重驗核、有容錯機制

長期以來，“證明我媽是我媽”等奇葩證明層出不窮，而這些證明不僅增加了職能部門的負擔，降低了辦事效率，同時也讓群眾“磨破嘴、跑斷腿”。

“無證明城市”便是向這些繁瑣證明材料“開刀”。

根據《方案》，淄博市此舉的目的是聚焦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堵點、痛點，切實解決證明材料過多過濫和“奇葩證明”“重復證明”“循環證明”等突出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無證明”并不等于“零證明”或是不需要證明。

淄博市表示，“無證明城市”是指市域范圍內各級行政機關和公共服務機構在辦理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事項時，申請人無需再到本市相關單位開具證明，而是通過直接取消、數據共享、告知承諾、部門核驗等方式實現證明免提交。

一個城市具體如何才能做到“無證明”？

記者發現，淄博市具體列了五個步驟：首先全面梳理“無證明”事項；其次要加快“無證明”系統開發建設；再次是分類推進“無證明”辦理，同時規范“無證明”辦事流程；最后建立“無證明”長效機制。

全市范圍內的“減證便民”，也是對政府信息數據化的協同與重塑。而這個過程中，一個全市統一的數字化信息平臺至關重要。

在淄博市，該系統被稱作“無證明城市應用系統”，由淄博市大數據局負責開發，并提供技術保障，負責協調省級數據資源、拓展共享應用等。

“縱觀《方案》，淄博市有兩大亮點：第一是重核驗，即建立了評價機制；第二是提到了建立容錯機制。”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王鵬對中國城市報記者表示。

王鵬認為，淄博市的《方案》設計較細致，覆蓋了參與建設“無證明城市”的各部門及各層級，也投入了真金白銀，做了相對細致的系統性開發。

“一項新的改革，都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中間肯定會存在很多反復，但并不能因為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某些問題就‘一棍子打死’，因此建立容錯機制也是非常值得贊賞的。”他說道。

山東、浙江、湖北等多地

啟動“無證明城市”創建

淄博市不是第一個對“無證明”吹響號角的城市。

記者注意到，2020年以來，僅在山東省境內，包括濟南、濟寧、日照、棗莊、濱州在內的多個地市，都提出了打造“無證明城市”。

比如去年5月，濟南市司法局與濟南市大數據局聯合印發《濟南市推進“無證明城市”創建實施方案》，表示力爭到2020年底實現“無證明城市”創建目標。

為何山東省多個地市密集提出創建“無證明城市”？這或與近一段時間山東全省的工作重點密切相關。

2021年山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山東省要聚力在市場化改革攻堅上求突破見實效，著眼優化制度供給，更大力度破除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力爭營商環境評價進入全國前列。

除了山東省各市外，中國城市報記者注意到，浙江省金華市、湖北省黃岡市、廣東省汕尾市等都已啟動了“無證明城市”的創建。

比如金華是浙江省首個“無證明”地級市。2018年年初，金華市就以義烏市為試點先行，宣布開展“無證明城市”創建活動。截至2019年2月，金華市共取消證明事項2001項。其中，市本級共取消證明180項，各縣（市、區）共取消證明1821項。義烏試點的“盆景”，轉變成了金華全市面上的“風景”。

城市營商環境PK加速

各地在爭創“無證明城市”的背后，實際上是對城市營商環境的暗自比拼。

王鵬認為，這是落實“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同時“無證明”可以減少個人和企業的負擔，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以及優化營商環境。

智慧城市專家、全國市長研修學院研究員徐振強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也提到，對于市民來說，“無證明城市”帶來的最大感受應該就是政府工作的便民化。在政府機關辦理業務不再需要自己跑腿去開具各種證明，極大地減輕了辦理難度和時間成本。

“但在政府層面，‘無證明城市’的意義更加深遠。”徐振強分析，在“無證明城市”，提供證明的成本和義務，由公民、企業轉移給了政府。這就表明，政府從“依法行政”即僅依靠法律法規辦事，向“良好政府”，即更加人性化、以人為本擴展。

相較于傳統的簡政放權改革思路，“無證明城市”則需要政府進行自我加負。從前需要公民開具證明的成本，現在都轉移為政府的工作成本和內部程序。政府的工作量不僅極大地增加了，其承擔的職責也會比以前更重，既需要實現公民信息內部全網開放，也要保障不出現任何疏漏。

未來會否有更多城市加入“無證明”的創建熱潮中來？

王鵬表示肯定，因為這指明了未來政府服務的一個發展方向。不過，未來區域的具體名稱或實施路徑可能有差異，但效果是相同的：“讓信息多跑路、群眾少跑腿”，進而優化當地營商環境，提升當地政府服務水平。

考驗各地數字政府轉型

記者梳理淄博市、金華市、濟南市等創建“無證明城市”的主導部門發現，當地的大數據局或大數據中心大多承擔了重要角色。

這意味著若想實現“無證明”目標，一套智慧化的電子政府服務系統至關重要。實際上，這也是對一個城市數字政府轉型的考驗。

比如時任金華市委副書記、市長尹學群在“無證明城市”啟動儀式上就提到，“無證明城市”的創建依賴于大數據系統，需要著重加快政府數字化轉型，大刀闊斧解決信息孤島、公共服務系統證明事項數量龐大等難題。

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省政府新聞發言人于成河在省十三屆人大五次會議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十四五”期間，山東省將更大力度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綜合運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打造手續最簡、環節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辦事流程。

對此，徐振強分析，“無證明城市”就是借助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將原有需要依靠人力進行各部門信息互通的形式轉變為以一種更加高速、便捷的方式實現。

“某種程度而言，是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政府的改革與前進，使其有能力實現‘無證明城市’的建立。”徐振強認為，大數據發展是順應時代前進的必然措施，而便民利民也是各級政府服務公民的基本原則，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進來。

在具體實施上，王鵬認為有三點較為關鍵：第一是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搭建。比如前期大量的行政審批、證件流程等相關材料需要從紙質化實現數字化；同時要在工作方式上實現電子化。比如相關部門的審批方式，要適應線上化的辦公模式。

第二是實現不同部門間數據的打通。過去很多材料都分散在不同的委辦局，甚至不同的部門及科室，要從機制、技術層面保證這些數據既能安全地共享，又提升效能。

第三是需要建立評價機制。比如獎懲、群眾滿意度、不同部門的參與貢獻度或開放程度等，都需要一個績效考核機制，否則會影響相關部門的積極性以及整體目標的實現。

不過，“無證明城市”并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王鵬表示關鍵還是看實效。改革推出后，群眾和企業的滿意度怎么樣？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政府內部在改革過程中的流程是否順暢？成本究竟有多少？這都是后期值得持續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