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退回到2018年，北京市發布了《北京市引進非北京生源畢業生工作管理辦法》。

初看兩份文件，標題稍有不同，雖然新《辦法》去掉了“非北京生源”的字樣，但記者查閱具體內容后發現，制定兩份文件的意圖基本相同，且新《辦法》施行后，老版廢止。

作為2018年版的“更新迭代”，新《辦法》一大“升級”就是放寬了計劃單列的范圍，這個計劃單列，可以理解為不占用既有“進京指標”。

具體來說，在行業上，須是市委、市政府重點支持的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醫藥健康等高精尖產業，“兩區”建設重點落地項目，本市市級“服務包”企業，重點稅源、重點引進、重點培育企業以及獨角獸企業。

高精尖產業容易理解，在經濟引擎換擋升級的今天，各城市對于高精尖人才的需求都極為迫切。

除此之外，上述文段中提到的“兩區”值得關注。2020年9月，為更好發揮北京在中國服務業開放中的引領作用，國家賦予了北京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和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新使命。

記者了解到，與服務業、自貿區相關的重點項目眾多，除了集成電路等高精尖項目之外，還包括金融、互聯網、數字經濟、科技創新等領域。

在限定行業基礎上，引進人才還需是大學綜合排名在世界前200位的國內高校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或“雙一流”建設學科碩士研究生。

具體院校有哪些？官方給出的回答是：“雙一流”建設高校、“雙一流”建設學科以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的《關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為準；世界大學綜合排名前200位的國內高校有7所，分別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京大學。

綜上，如果一位畢業生畢業于上述學校，且畢業時有北京單位錄用，愿意為其落戶提供支持，同時這位畢業生的專業又符合北京的發展戰略，其才能不占指標落戶北京。

由此看來，雖然計劃單列范圍放寬，但門檻依舊高企。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之前提出的“本科生一般不超過24周歲，碩士研究生一般不超過27周歲”，本次針對畢業生的年齡門檻略有放寬，即“本科生不超過26周歲，碩士研究生不超過30周歲，博士研究生不超過35周歲”。

對于引進對象“畢業生”這一概念，新《辦法》也做了調整。之前的概念是“在校期間未與任何單位存在勞動(錄用、聘用)關系(在校或休學期間自主創業除外)，按時畢業并獲得相應學歷學位的非北京常住戶口應屆畢業生”，本次新增了“畢業兩年內初次就業的畢業生參照執行”。

“從本次《辦法》可以看出，北京戶籍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在人才需求上有更加精準的指向性。”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系主任王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人口統計研究室主任王廣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稱，《辦法》主要是在保持城市發展、城市活力和城市競爭力的同時，兼顧人口總量和結構的優化。

《辦法》一經發布，坊間開始熱議“北京市戶籍政策開始松動”。對于這一說法，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王鵬并不贊同。

“從原則和規則上看，落戶門檻似乎是有所下降，但在實際操作中還要看用人單位每年的計劃崗位以及人才與崗位的匹配度。換言之，即便畢業生達到了基本落戶條件，也不意味著就能獲得戶口，依舊會有一個PK。”王鵬對記者如是說。

據悉，《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正式施行，10月底前將完成下一年度落戶指標分配，次年1月至8月公示擬引進畢業生的信息。其中，在確認落戶期限時，用人單位與畢業生可協商選擇工作滿半年或三年辦理落戶。

北京落戶難眾所周知。在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2020年11月發布的《34城市民準入榜》中，北京是34座城市中落戶自由值最低的城市。

坦白來講，嚴控戶口對北京而言，是一條不得已而建之的圍欄。

“北京與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要處理好‘都與城’的關系，因此在城市管理時，北京考慮的維度更多。”王偉說，北京一方面要保持好首都核心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兼顧城市正常功能的運轉，如何在兼顧人才需求的同時做好人口管理工作，是北京面臨的難題。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中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020年以后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段成榮表示，在過去幾十年里，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來到北京，為城市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在改善整個社會年齡結構的層面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2300萬人的數字卻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望而卻步。

一位央企人力資源部門的負責人向記者透露，由于首都人口調控的壓力，該單位的落戶指標每年都用不完，“即便是落了戶，這些年放棄戶口離開北京去其他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根據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89.3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1961.2萬人相比，十年增加228.1萬人，平均每年增加22.8萬人，年平均增長1.1%。而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增長率是3.8%，這意味著，北京市人口調控政策取得積極成效。

但硬幣總有兩面。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已經占到城市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同時，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5—59歲人口的比重下降10.4%。

此外，落戶太難也降低了優秀年輕人才留京的積極性。以“清北”兩校為例，來自兩校的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近年來兩校本科生留京率接連下滑。

人口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加之常住人口“余額”不多，倒逼著北京從依靠人口紅利轉為更多地依靠人才紅利。

“近年來，北京通過城市體檢意識到了要通過繼續優化人口管理方式來協調經濟、社會和生態之間的關系。”王偉提到。

2018年4月，北京市啟動首批積分落戶申報，同時滿足“持北京市居住證、不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在京連續繳納社保7年及以上、無刑事犯罪記錄”4項條件即可申報。

積分落戶政策讓許多在北京奮斗的外地人看到了“一束光”。

今年初，北京戶口政策再架起一座奮斗與夢想之間的橋梁——建立“公共戶”，以解決暫不具備市內遷移條件的本市戶籍人員落戶問題。

對于北京戶籍政策的調整，王廣州認為，這種調整是根據首都功能和北京發展的需要以及新時期面臨的問題，適時出臺符合城市發展需要的新舉措。

當戶籍新政接連出現，一些聲音也隨之而來：“這是北京終于‘放下身段’加入搶人大戰了嗎？”

“我不太認同有關‘北京也開始搶人’的說法。”長期從事人口經濟研究的四川天府健康產業研究院首席專家孟立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北京功能地位的調整，包括引進人才在內的人口政策調整也在意料之中，“北京既是一個教育科研中心，也是一個消費中心，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人口結構體系是必要的。”

的確，作為最優質資源的集中地，北京承載著千萬人的夢想，也承擔著難以想象的壓力。尤其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一增一減,一進一出，都關乎城市的未來。

“北京面對的資源壓力，特別是水資源方面的壓力比長三角地區還要大。”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在“2300萬人”的定調下，北京市的戶籍政策未來將是怎樣的走向？

孟立聯的看法是，要從京津冀一體化的角度、從建設北京都市圈的角度出發，“京津冀區域內不少城市在‘收縮’，京津冀的一體化發展、協同發展至關重要，均衡則是其內在要求”。

“‘人’始終是核心問題。”在王偉看來，北京在重新調整產、人、城之間的內在邏輯。“如果說過去北京人口政策是指向‘疏’，現在則是基于‘調’和‘優’原則下的‘增’。”

城市人口規模由資源環境承載力和就業而定

“戶籍制度改革攻堅戰在特大和超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