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綿城市,是指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吸水、蓄水、滲水、凈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并加以利用。

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建設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拉開了海綿城市建設序幕。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在當年和2016年確定了兩批共30個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對這些試點城市，中央財政給予專項資金補助，金額按城市規模確定每年4-6億元不等。

這30個海綿城市試點由國家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水利部三部委共同組成評審專家組選出，首批分別為重慶市、遷安市、白城市、鎮江市、嘉興市、池州市、廈門市、萍鄉市、濟南市、鶴壁市、武漢市、常德市、南寧市、遂寧市、貴安新區和西咸新區共16個；第二批為福州市、珠海市、寧波市、玉溪市、大連市、深圳市、上海市、慶陽市、西寧市、三亞市、青島市、固原市、天津市、北京市共14個城市。

事實上，即使是試點的這30個海綿城市，在雨季也難免出現內澇。

比如在河南省鶴壁市，今年7月17日起遭遇大范圍連續性特大暴雨，全市多地內澇，部分小區地下室積水嚴重；在山東省濟南市，今年7月以來也因暴雨出現嚴重內澇，部分市民被困；7月10日，一場強降雨突襲四川盆地后，遂寧市也出現內澇。

但也有一些試點城市效果明顯。比如湖北省武漢市在2016年打造青山、漢陽四新兩大海綿城市示范區，在去年汛期降雨最高峰時，均未出現漬水；在重慶已完成的42.1平方公里的“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縣區，內澇現象也相對較少。

針對海綿“吸水不靈”的現象，住建部曾發文指出，海綿城市建設“不會立竿見影、一蹴而就”。

遂寧市住建局相關負責人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日前遂寧積水系瞬時雨量太大所致。盡管如此，改造后，積水消退的速度還是比以前更快。

在住建部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導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看來，海綿城市往往被當作幌子濫用，“事實上，中國大部分城市并沒有真正建成‘海綿城市’。”

他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海綿城市的核心是基于自然給水更大的空間，讓自然河道、濕地、綠地發揮作用，不是投入巨資建設孤獨的灰色基礎設施。

建設過程中的理解不到位，片面工程化、形象化，往往導致實際落地中不乏掛羊頭賣狗肉的“海綿城市”，將“海綿城市”當成拉動GDP的工具。

“現在不少人對海綿城市有誤解。”中國水工業互聯網站CEO張穎夏也對中國城市報記者表達了類似感受。

針對廣受關注的鄭州暴雨，張穎夏表示這次降雨屬于極端天氣，短時間內的強降雨已遠遠超過一般城市應對內澇的強度。當城市的排水系統和防洪系統都失效時，海綿城市也無能為力。

今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城市內澇治理的實施意見》，其中提出，到2025年，各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形成“源頭減排、管網排放、蓄排并舉、超標應急”的城市排水防澇工程體系。

按此對照，此次河南省的暴雨已經進入“超標應急”階段。

據中國氣象局披露，7月17日8時至21日6時，河南省平均降水量達141毫米、鄭州市平均降水量452.6毫米。過去，鄭州全年平均降水量僅641毫米，相當于不到4天時間，鄭州就下了過去近一年的雨量。

在7月28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兼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也給出了一組官方數據：7月20日鄭州降雨最大時，一小時降雨量達到201.9毫米，已突破我國大陸小時降雨量的歷史極值。

“不應過分夸大海綿城市的作用，更不能因此就一棒子打死。”張穎夏說。

多趟火車、公交被困，地鐵遭灌水，街頭多處可見汽車被沖走……在海綿城市不被神化的前提下，鄭州在此次暴雨中是否也暴露了短板？在哪些方面需要引起反思？

20年前，俞孔堅就曾提出倡導生態優先的“反規劃”。他認為，城市規劃之初，城市給水的空間嚴重不足，在不該建設的河漫灘和低洼地搞“三通一平”，城市建設攤大餅，不透水鋪裝面大，從而導致幾乎中國所有城市都缺乏抵御城市內澇災害的能力；黃河流域城市的歷史經驗是城區有大量分布均勻的池塘。

“在過去快速城鎮化建設中，我們沒有吸取古老智慧，過分依賴灰色基礎設施，基于人工管道和水泵的排水系統不能適應強降雨的季風氣候，城市缺乏韌性；自然系統，包括綠地、濕地、河流沒有能夠發揮應有作用，水泥堤壩把城市與城市河流隔開，地面徑流不能迅速排入自然水系。在具體設計中，沒有充分考慮利用綠地和自然洼地排水，道路普遍低于綠地，大部分綠地沒有能夠發揮海綿作用。”俞孔堅說。

他認為，如果城市擴張之初能夠遵循生態優先的“反規劃”，在綠地設計中又能遵循利用自然的“大腳革命”設計理念，今天城市內澇問題完全可以避免。

而從宏觀角度上來說，“排水跟不上城市發展”或許也是諸多城市遭遇內澇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

在此背景下，我國進入補短板和還欠賬的階段。

柳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局長覃融曾表示，一些發達國家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中地上和地下比重幾乎達到1：1，而在我國一些地方，長期以來樂于搞看得見的“地面形象”，忽視投入大、見效慢的“隱蔽工程”，地下基礎設施建設難以滿足城市防洪抗澇需求。

那么，我們今后是否需要建設更多的城市地下管道排水、大型地下蓄水設施？

俞孔堅對此持否定觀點。他認為，歐美大城市的降雨四季分布比較均勻，雨水管網建設和利用比較經濟。而在季風性氣候下，中國大部分城市為滿足瞬時降雨而設計的高標準排水管道和泵站造價和維護成本高昂，對水情的彈性適應能力低下，且將珍貴的雨水排掉。

隨著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那些被認為有完善地下排水系統和洪澇防范工程的歐美城市，如最近的德國，同樣遭受慘重的洪澇災害，也在反思工業時代的灰色基礎設施的弊端，尋求更富有彈性的生態治水途徑。

防洪堤壩、沿江岸水泥護坡等這些工程項目構成的基礎設施，由于其沒有生命的鋼筋水泥特性，被業內統稱“灰色基礎設施”。

這恰與“海綿城市”的理念背道而馳。

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三個“自然”是海綿城市的核心宗旨，指的是利用自然來凈化大量的面源污染，利用自然來滯蓄雨水，利用自然系統來沉淀、過濾、凈化，繼而補充地下水。

與此伴隨而來的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是：建設海綿城市、韌性城市，是否意味著動輒要花費龐大的資金投入？

張穎夏并不認同，“海綿城市的初心，是利用綠色生態的方法解決源頭雨水的問題，是花小錢辦大事。”他表示，前提是不亂借海綿城市的名義去挪用資金。像鄭州這樣花費500多億元建設海綿城市項目的，并不多見。

記者查閱《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0年)》，顯示到2020年，鄭州建筑與小區海綿設施總投資57.5億元，城市道路海綿設施總投資137.1億元，城市綠地總投資139.9億元，城市水系總投資138.1億元，污水處理廠總投資61.2億，監測與管控能力建設1億元。

這些數字疊加起來，2020年鄭州建設海綿城市項目總投資是534.8億元，其中主城區范圍海綿城市建設工程總投資約471.1億元。

浙江工業大學海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陳前虎認為，在理解海綿城市建設時，不應將其與雨水管網、地下蓄水池等工程型、應急排澇措施混淆。

防洪澇災害只是海綿城市的功能之一，能應對中小雨的徑流蓄滯問題，通過滲、滯、蓄將70%的降雨就地消納；同時更重要的功能是改善微氣候條件，通過生態綠化改善城市的熱島效應，省下不必要的能耗，應對極端氣候。

俞孔堅也表示，盡管自海綿城市建設以來，一定程度上確實改善了試點城市內澇的問題，但由于它未被某些城市完全理解，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部分偏差——特別是一些開發商、投資商將其從一個綠色的途徑轉變成灰色的途徑，無限制地將投資做大，導致公眾認為“海綿城市”投資成本很高，效益卻不明顯。

暴雨過后，也讓人們重新審視：城市防災能力建設的下一程該如何布局？

“回歸自然，建設韌性城市。”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們不約而同地給了這一答復。

張穎夏對記者表示，鄭州面對極端天氣的應急管理并不合格，比如應加大力度向社會發布預警避險信息，對易澇區段及時封路，必要時停工、停學等。

鄭州暴雨后，國家層面也迅速強調了預警機制。7月26日，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加強城市重要基礎設施安全防護工作的緊急通知，一旦出現極端天氣等非常情況，要堅決即時啟動最高等級響應，該停學的停學，該停工的停工，該停業的停業，該停運的停運；對隧道、涵洞等易澇區段，要及時警戒并采取封路措施，有序疏散群眾。

而這，正是韌性城市的應有之義。“韌性”，就是當一個系統受到外界沖擊的時候，其承受沖擊和自我恢復的能力。

“建設韌性城市，并不是說讓城市完全避免遭遇破壞，而是說在遇到這些災害沖擊的時候，城市有生存、恢復、適應并發展的能力。”奧雅納董事、城市創新中心總經理張祺對中國城市報記者說道。

他表示，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規模以后，城市的不可控、不可預見性、不確定性越來越多，韌性城市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家也首次將“韌性城市”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

“從理論和實踐來看，任何一個城市都會面臨壓力和沖擊。其中，壓力是周期比較長、慢慢積累的過程，比如氣候變化，交通擁堵；沖擊則是瞬間的，比如暴雨、暴雪、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等。”張祺說。

對于建設韌性城市，他提出三個要素，首先要有預警機制；其次是在沖擊下能迅速作出反應，不讓城市癱瘓；最后是修復，是一個城市能夠快速恢復到正常生活的一個狀態。

但韌性城市的建造也并非易事。張祺表示，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它橫跨了從經濟產業，到生態、水、建筑、交通、基礎設施、城市治理、政府制度等，覆蓋了城市發展設計的所有專業。

參考國外的一些經驗，他們通常會成立一個以市長牽頭的韌性首席官，以便更好做到整合、調動、配置資源。比如南非開普敦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同時應當在城市規劃與設計階段的初級階段，就將韌性城市功能納入城市系統的各個方面。且力圖在災后恢復過程中，變事故應對為適應性學習，變“輸血式”重建為“有機恢復”，提升城市災后“自愈能力”。

俞孔堅認為，我們的城市建設往往缺乏韌性思維，設計太過機械，功能分區太過明顯，模式太過單一，過分依賴工業技術而放棄了自然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和韌性，影響其應對洪澇、病毒蔓延等自然災害的韌性。一個城市是否具有生態韌性，尤其是水韌性，根本上取決于其自然系統是否健全。而海綿城市正是韌性城市的核心概念之一。

面對類似極端天氣下的洪澇災害，城市也并非完全束手無策。

張穎夏就對記者舉例提出了一些能相對降低損失的措施，比如加大對防洪設備的投入。

就像高層住宅強制安裝消防、噴淋系統一樣，他呼吁，針對如地鐵、地下停車場、地下室入口類似的易澇點，必須配置有效的防洪設施，比如沙袋、鋁合金或塑料防洪擋墻，并開展日常演練，而類似的投入成本并不算高昂。

另外，他以新加坡為例告訴記者，在住房設計上，很多新加坡高層的一樓都不住人，而是空蕩蕩的柱子。一方面居民可以在一層走路、休息、游戲和活動，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樓外面積騰退出更多的綠化空間，雨水可以直接滲入到草地，把水儲存在泥土層。

危機中往往也孕育著新機遇。

張祺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有些城市沒落，有些城市則快速崛起，比如國內的杭州、成都、深圳就利用這種危機給城市發展創造了新機會。

“這也就是為什么發達城市或大城市的韌性通常要高一些。因為他們通常發展得很快，面臨沖擊非常多，在這個過程中城市也能夠不停地與時俱進，不停地爆發出新的活力，所以韌性也越來越強。”張祺說。

鄭州以及和它有類似經歷的城市，能否經歷危機后涅槃開新局？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