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始社會的“結繩記事”，到西漢時期耿壽昌的《九章算術》，從祖沖之首次將圓周率精確度計算到小數點后七位，再到當今的電子計算、數據建模，數字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2021年伊始，數字再次以全新的姿態高調出現，成為人們認識城市的全新視角，更成為困境中逆勢重啟的重要動力。
1月初，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布《關于全面推進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意見》，目標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
深圳也不甘人后，開年發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智慧城市和數字政府建設的若干意見》，到2025年要成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標桿和“數字中國”城市典范。
同樣是2021年第一個工作日，江蘇省蘇州市以“新年第一會”的方式，發布《蘇州市推進數字經濟和數字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年—2023年）》，錨定“全國數字化引領轉型升級標桿城市”目標。
放眼正如火如荼召開的地方兩會，“數字化”“數字經濟”成為會議高頻詞，無論是政府工作報告，還是代表、委員建言議政，都在為數字化搖旗吶喊。
數字是否能再次改變城市發展邏輯尚未可知，不過可以肯定是，它正強勢入場這個轟轟烈烈的新經濟變革時代。
我國數字城市試點超700個
上海首提“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
日前，由APEC中國工商理事會、波士頓咨詢公司、字節跳動、巨量引擎聯合發布的數字城市主題報告顯示，數字化已成為全球城市發展重點。
報告稱，歐洲118座城市出臺相關項目，美國過去兩年來在54座城市籌備或開展了相關項目，印度政府出資15億美元用于百余座數字城市的建設……而在中國，類似的試點已經超過700個。
根據報告預測，到2023年，中國數字城市市場規模預期超萬億元。這意味著，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技術變革，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城市里所有產業和產品，包括生活、運行、治理方式都在被改進。
不過，北京大數據研究院智慧城市實驗室主任王鵬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坦言稱，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大多還只是過渡，或者說原有產品的簡單智能化改造。
“我們的城市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大都還是單一部門和行業的信息化，或者干脆就是數字政府的建設，雖然也有興業和惠民的提法，但落實比例并不高。”王鵬說。
欣慰的是，與此前不少地方提出的政府數字化轉型、產業數字化等某個領域的數字化相比，上海此次在全國首次提出“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概念，透露著上海要進入城市發展下一個階段的信息和決心。
上海的底氣從何而來？從實踐來看，上海大膽前行的背后，是這座城市十年的積累——
早在2010年，上海就提出“創建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戰略，制定了首個智慧城市三年行動計劃，鋪設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全國首個光網城市。
4年后，上海出臺智慧城市第二個行動計劃，強化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產業和網絡安全保障，推進市民電子健康檔案等一批公共服務項目。
2020年初，上海市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設的若干意見》，規劃布局新型智慧城區，加快城市智能化更新。
本次整體性的轉變對上海來說又將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城市數字化轉型代表了在新的技術革命背景下，對整個社會變革的一種判斷。”王鵬認為，城市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包含各種行業、產業和主體，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意味著各行各業。包括企業、市民和政府的共同轉變。
1月27日，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正表示，上海的重要切入點是“三化”：經濟數字化、生活數字化、治理數字化。“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是治理數字化的重要內容，就是以“兩張網”建設為牽引，構建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的超大城市“數治”新范式。
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表示：“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需要協同推進城市中的技術、管理、法律、倫理等各個方面的轉變和調整，需要處理好“新的和舊的”“數字的和實體的”“硬的和軟的”“技術的和人文的”“理性的和感性的”之間的平衡度和節奏感。
規劃建設城市數字底座
需重視數字孿生+CIM（城市信息模型）平臺
為了達到全面轉型的目標，在技術層面上，上海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統籌規劃、共建共享”的原則，打造“物聯、數聯、智聯”的城市數字底座。
同樣，深圳市也在規劃建設一個全市泛在連接的統一門戶、標準統一的城市數字底座。
究竟什么是數字底座？
“城市的數字底座其實就是‘新基建’在城市領域的表現形式。一方面是指支持‘計算’與‘連接’能力的信息基礎設施，比如我們常說的5G、云計算、物聯網等通用能力；另一方面，包括城市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大到道路橋梁，小到水電管網，都面臨著全面的數字化和物聯化改造。除此之外，城市數字中臺的共性能力，比如人工智能、區塊鏈等也不容忽視。”王鵬解釋稱。
時光倒回到2018年12月，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也是“新基建”的說法首次出現在公眾面前。到了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到來又加速了“新基建”的成長。
王鵬特別提醒，在城市數字底座中，還有一個經常被大家忽略或者誤解的內容——數字孿生或者說CIM（城市信息模型）平臺。
“它可以理解為物質空間在數字空間里的映射，也就是城市的數字副本。這個副本的內涵其實遠比‘孿生’要豐富，除了一模一樣的三維實體以外，還有更豐富的設施與服務的運行和運營信息。”王鵬解釋道。
事實上，對于工業互聯網行業的人來說，數字孿生一詞并不陌生。
“工業界提出數字孿生，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得以應用，但數字孿生城市更加雄偉。”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此前提到，目前的城市建設只能規劃到城市未來10年的發展，等城市中生活的人群更新換代，城市的承載力就不一樣了，城市又需要重塑，而數字孿生技術可以預測到城市百年后的變化。
百川偉業（天津）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呂貴芳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說，BIM（建筑信息模型）是CIM的重要基礎數據之一。相較于BIM，CIM應用場景更大，涉及內容更廣，包括交通、通信、能源、建筑、道路等城市基礎設施，以及政府、企業、學校、家庭等組織和人的活動產生的一系列信息。
呂貴芳介紹稱，CIM將數據顆粒細化到了建筑內部的每一個最小構件（比如建筑內的一段管道或一扇門），并且聯合物聯網將傳統靜態的數字城市升級為可感知、動態在線、虛實交互的數字孿生城市。
在實際探索的過程中，呂貴芳坦言：“行業荊棘叢生。現在缺乏基礎CIM技術平臺，而且管理體系尚未統一，期望在未來CIM應用中，政府部門能夠加強對標，著力夯實CIM智慧孿生基礎。”
1月25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召開推進新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工作視頻會議。會議強調，要探索系統推進新城建工作的體制機制，建立完善新城建各項任務與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礎平臺對接的工作機制。
記者注意到，我國部分地區已先行一步，走在了前列。據了解，雄安新區已經搭建起以“一中心四平臺”（城市計算中心、物聯網平臺、視頻一張網平臺、CIM平臺和塊數據平臺）為核心的智能城市基礎框架，多項關鍵技術實現創新突破。
雄安新區規建局副局長劉利鋒介紹，雄安是基于CIM的全城智慧化，在此平臺上可以把城市各專業數據進行集成，從而達到規劃一張圖、建設監管一張網、城市治理一盤棋的新格局。
“建設城市數字底座，不僅要對現有城市運行模式進行小修補，更需要對傳統城市基礎設施和運營有著深刻的理解，這才能真正建設下一個時代的‘新基建’。”王鵬說。
技術、人才、資金和數據共享梗阻是業內痛點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城市數字化轉型，還是智慧城市建設，都是一個迭代漸進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轉變。這其中，不僅有技術的加載，還有思維的轉變、體制的改革以及商業模式的完善。
對于已經步入深水區的前行者來說，面臨的阻礙也越來越多。
第一個阻礙就是技術瓶頸。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裁趙鴻鳴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基于云計算和互聯網的聚合式的模式創新比較成功，而基于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信等技術的原始創新普遍缺乏，未出現“殺手級”應用。
“各功能模塊有機融合的城市級綜合架構雖然在‘城市大腦’等模式的帶動下初見端倪，但規模性實質進展未能實現，造成應用創新只停留在表面，城市運行和治理水平有量的提升，但沒有質的改變。”趙鴻鳴說。
除技術瓶頸外，復合型人才匱乏也成為行業痛點。
轉型也意味著需要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和技術積累，而這些都不是單一專業背景的部門在短時間內能完成的。
“在工程行業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可借鑒的案例，企業完全處于自己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上海成信企業集團董事長盧文椿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工程行業屬于比較傳統的行業，整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綜合素質偏低，數字化專業能力等基礎薄弱，欠缺數字化和精細管理的意識。
此外，資金也是繞不開的坎兒。“數字城市建設所需的龐大資金問題一直沒有找到解決之道，政府和市場邊界不好劃分，工程周期長、投入大、充滿變數，企業盈利和資本回報前景模糊。”趙鴻鳴建議，設立智慧城市產業基金，扶持和激勵產業發展；同時，鼓勵產業聯盟，相關產業鏈企業整合發展。
盧文椿呼吁，一方面，從政策層面、媒體宣傳層面等，多為建設行業營造數字化轉型和智慧建設的氛圍；另一方面，對行業內兼具經驗與技術的人才引進提供大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采訪中，雖然受訪者都深耕于不同的垂直門類，但他們共同提到了一個問題——數據共享。
去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視為五大生產要素之一。
可以確定的是，數據作為數字城市建設的核心生產要素，其流通“順暢”與否，是城市生命體建設的關鍵。
然而行業的共識是，從數據“孤島”到數據“煙囪”，數字城市發展多年，數據共享梗阻的問題依然存在，彰顯“智慧”所必須的資源共享與業務協同機制也一直沒有建立起來，信息打通難、協同共治難等問題仍是“疑難雜癥”。
王鵬分析認為，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部門的條塊分割、垂直部門的投資方式、法規與制度等。“但最為基礎和重要的是，大家并沒有看到數據融合應用的真正好處。”他說。
一個好消息是，不少城市已經成立了大數據管理局，這也使我們看到了解決數據整合問題的希望。
此外，記者注意到，上海提出搭建“輕量化、集中化、共享化”的城市智能中樞，圍繞數據協同、技術協同、業務協同，匯聚政務服務、城市運行感知、市場與社會主體等多源異構數據，制定統一的數據標準、接口規范、調用規則，實現跨部門、跨行業的系統平臺數據對接。
與此同時，上海也明確，建立數據要素市場，健全數據要素生產、確權、流通、應用、收益分配機制，構建具有活力的數據運營服務生態，積極完善數字貿易要素流動機制，探索形成信息便利化體系，引導建立數據治理和安全保障體系，促進數據價值最大化發掘，進一步提升社會生產力和運行效率。
上海在此方面進行破題完善，無疑會為其他城市未來在推進數字化轉型中提供示范和借鑒。
專家：互聯互通提質增效應是“城市大腦”建設目標
要讓技術和城市“為人而轉”
一談到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內容時，“城市大腦”赫然在列。如今，各城市在打造“城市大腦”上都熱情高漲。
不過，記者此前在實地采訪中發現，各城市對“城市大腦”、IOC（智慧城市智能運行中心）以及領導駕駛艙等這些大屏的應用，絕大多數還是停留在統計數據的簡單可視化展示階段。
中國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就曾提出質疑，現在已經是網絡化時代，如果各部門之間的系統實現了互聯互通，在辦公室就能夠調動各部門的數據，那是否還需要這樣一個指揮大廳。
“很多城市騰出很大的地方建設指揮大廳，大廳里裝個很大的屏幕，不僅建設花費要幾千萬元，每年的運行維護費用也要上百萬元，對于小城市而言，這項成本十分巨大。但這個指揮大廳的作用又有多大呢？”郭仁忠認為，了解城市的運營情況，不需要在物理空間上搞一個很大的運行指揮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門內部實現互聯互通，完成信息交換。
對此，王鵬也表示認同。在他看來，匯聚、展示以及一些基礎應用只是個開始，真正融合跨部門數據解決城市問題，降低城市運行成本、提高效率才是目標。
城市大腦也好，數字孿生城市也罷，新的詞匯、新的提法總是會讓人感到興奮。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不可阻擋，但歸根結底，技術只是工具。
鄭磊表示，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強調技術“賦能”，忽視了“授權”和“負責”，忘記了權利和責任意識，那就可能會轉出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不講規則、不負責任的城市。
“城市數字化轉型不是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也不是為了轉而轉，還是要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讓技術和城市‘為人而轉’，而不是讓城市和人‘圍著技術轉’或‘被技術轉’。”鄭磊說道。
如果說，過去城市之間比拼的是招商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那么如今，“以數營城”的能力無疑是城市新一輪競爭力所在。
哪座城市會在這場變革中留下時代烙印還是個謎，但毋庸置疑的是，唯有擁抱變革、以人為本才能獲得致勝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