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大,一部分老年人為支持兒女事業、照料孫輩,“候鳥式”離家漂至陌生城市。他們在異地他鄉面臨著醫保、文化差異甚至語言不通等問題。盡管各地政府陸續出臺優老政策,但媒體調研發現,有的政策相互“打架”,有的政策距落實落地仍有差距。

“老漂族”話題在十多年前就已出現。有關善待“老漂族”,完善對“老漂族”公共服務保障的呼吁和建議,也持續多年。到今天,這個話題和群體依然有被關注的必要,說明某些狀況仍待改變。近些年,隨著醫保異地結算等改革的推進,相關情況已經有了一些改善,但過去十多年,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漂族”規模持續擴大,還是對相關領域公共服務的改善進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老漂族”在融入陌生城市中的不適,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比如,醫保等公共服務壁壘尚未完全打通,相當一部分“老漂族”既享受不了新城市的市民化待遇,戶籍地待遇也無法做到無縫遷移,于是就制造了不少麻煩。比如調查中發現的老人購藥難問題,有的老人不得不背著重達十斤的藥袋“漂泊”,這顯然是必須改變的“痛點”;再比如,他們在陌生城市的休閑生活,以及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得不到足夠關照。這些問題疊加,就催生出一個“身心漂泊”的老年群體。由此,無論是老年人的權益保障、老齡友好型社會的構建,還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都形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巨大豁口。

善待“老漂族”,其實路徑和方向是非常明確的,關鍵在于認知和行動上的響應不足。比如,對于“老漂族”群體的數量和規模,缺乏足夠的正視。從數據看,“老漂族”的規模可能遠比我們想象中的更大。在2018年的一項專項調查中,52.2%的受訪者坦言自己的父母是“老漂族”。因此,千萬不能再以個別現象來看待“老漂族”群體,且在一個老齡化程度仍在加深的社會中,也不能寄望于靠時間來自動消化這個問題。

善待“老漂族”,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在制度上作出更深層次的改革。應該看到,這一特殊群體所遭遇的不便、不適,與“留守兒童”問題一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如今,各級政府正從公共服務、戶籍、土地等方面,通過深化改革,加快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方向轉變。而對于同樣由于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老漂族”問題,也理應作出妥善的制度安排。

從行動上看,近些年,不少城市都加大了引才、留人力度,但我們注意到,多數城市出臺的針對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規定中,一般都只強調對隨遷子女的公共服務保障,卻鮮見對隨遷老人的配套安排。這種看似“無心”的現象背后,其實是某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觀念偏差。

加大對“老漂族”的關照,離不開制度、觀念的更新,也確實還對應相關成本分擔問題。但是,不能把這種成本狹隘地理解為負擔。一方面,很多環節的優化,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成本。如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車站、機場、醫療機構等場所,應當設立老年人優待服務窗口,老年人可優先購買車票、船票、飛機票,優先就診、化驗、檢查等,然而各地落地情況不一,有些政策甚至成了“空頭支票”。這背后其實更多還是態度問題。

另一方面,功利地來看,善待“老漂族”,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實際也是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解決干事創業后顧之憂的配套服務。更現實地理解,相當一部分“老漂族”是為了幫年輕人帶娃、分攤家務而進城,降低他們融入不同城市的門檻和阻力,置于當前生育政策放開的背景下,客觀上也契合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各個城市都該有宏觀上的考量。

隨著老齡化和城鎮化的繼續推進,像重視“留守兒童”一樣,善待城市“老漂族”,已顯得刻不容緩。從國家到地方,不妨將之當成高質量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綜合課題來對待。

(作者:朱昌俊,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