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選取北京、上海、重慶、杭州、廣州、深圳6個城市為首批試點城市。

《意見》明確了改革事項清單，從10個方面細化了101項具體舉措，以更大的力度利企便民。

《意見》要求，經過三至五年的創新試點，試點城市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躍居全球前列，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提升，在全球范圍內集聚和配置各類資源要素能力明顯增強，市場主體活躍度和發展質量顯著提高，率先建成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形成一系列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全國營商環境建設作出重要示范。

101項具體改革措施

兼具精準務實和普惠性

什么是城市營商環境？廣義上來說，它是企業經營的全要素環境，既包括宏觀經濟學傳統關注的自然稟賦、勞動力和資本積累，也包括產業經濟學所關注的人力資本、技術進步、激勵機制，還包括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社會治安。

“簡而言之，就是能讓企業活下去并發展的硬件和軟件空間。”北京建筑大學城市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蔡宗翰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言簡意賅地表達了他對城市營商環境的看法。

近些年來，國家對營商環境的關注度日益提升。在中央到地方會議中，“證照分離、一網通辦、能放盡放、減稅降費”等提法也越來越頻繁。

這背后是越來越多的執政者意識到，哪里的營商環境好，人才就往哪里走，資金就往哪里流，項目就在哪里建。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良好的營商環境會使投資率增長0.3%，GDP增長率增加0.36%。

對于營商環境的改善，明確務實的行動方案無疑發揮著“指南針”作用。

2019年10月8日，國務院第66次常務會議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以下稱《條例》），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條例》頒布至今，我國城市營商環境已經得到了改善，在今后一段時期，我覺得更多要向高標準邁進。”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城市報記者梳理發現，本次《意見》細化了101項具體的舉措，包括進一步破除區域分割和地方保護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開放透明、規范高效的市場主體準入和退出機制；持續提升投資和建設便利度，支持市場主體創新發展；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優化外商投資和國際人才服務管理；加強和改進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監管，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流程監管機制；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進一步優化涉企服務等10個方面。

“以上這些改革舉措的共同特點是，比較精準務實，針對性和普惠性較強，直接回應市場主體期盼、直接服務產業發展、直接助力經濟民生。”國務院辦公廳政府職能轉變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審改辦協調局局長盧向東說。

鼓勵試點城市打造

各具特色的“單項冠軍”

2017年7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指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

當年年底，上海舉行優化營商環境推進大會。會上提出，政府公務員要強化服務意識，當好服務企業的“店小二”。自此之后，“店小二”這個詞在城市之間流傳開來。

中國城市報記者注意到，本次試點6城涵蓋了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也兼顧了東西部地區，各有優勢和特點。

“在這6個城市開展創新試點示范效應比較強，對全國其他地方輻射帶動作用大。”盧向東說。

在白明看來，入選的6座試點城市基礎好、產業體系完備，已經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在優化營商環境上可以作出示范。

“試點城市基本已經進入后工業時代，都是第三產業GDP遠高于第二產業的城市，它們急需重塑發展環境，提供發展新動能。”蔡宗翰研究發現，后工業時代的城市產業特征非常明顯，可以理解為“金字塔”結構，“塔尖”的公司人均GDP非常高，但這類公司需要的支持單位也是最多的。

“《意見》的側重點是軟環境，但我在調研中獲悉，部分硬件配套設施才是不少后工業城市里企業的核心需求。”蔡宗翰說。

盧向東提到，鼓勵試點城市在完成好“規定動作”的基礎上，緊密結合當地產業布局和發展重點，探索推出更多具有原創性、差異性的“自選動作”，打造各具特色的營商環境“單項冠軍”。

針對試點范圍是否會擴大的疑問，盧向東回應稱，將會同有關部門和單位密切跟蹤試點進展，研究適時擴大試點城市的范圍，動態更新改革事項清單，力爭在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推出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化營商環境制度創新成果。

值得關注的是，就在《意見》發布的當日，京津冀三地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共同簽署協議，成立了“京津冀三地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合作聯盟”。

據悉，聯盟將從產業協同共建共享、政務服務互通互辦、放管服改革互學互鑒、人才干部互派交流等四個方面展開工作。

專家：好的營商環境需要運營型政府

中國城市報記者注意到，從2018年起，國務院就著手推動建立營商環境評價機制，從衡量企業全生命周期、反映城市投資吸引力、體現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三個維度，初步構建中國特色、國際可比的指標體系，并在22個城市進行試評價。

必須正視的是，評價指標給出的是趨勢，營商環境好不好，市場主體最有發言權。

現階段來看，對于企業來說，最直觀的評價莫過于辦理業務是否更加方便快捷，或是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成本是否減少。

有調研數據顯示，全國超過75%的市場主體認為辦理業務更加方便和快捷。雖然數據可觀，但在采訪過程中，中國城市報記者發現，還有許多問題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辦證是可以‘一窗式’受理了，但問題是對于企業來說，并非辦完證就‘萬事大吉’。”一位在華東地區投資建廠的企業負責人向中國城市報記者坦露了他遇到的困境，“雖然一個窗口辦完了證，但后續仍需要和很多個‘窗口’對接，處理各類事務性工作。”

該負責人坦言：“作為企業法人，我電話每天響不停，很多時間都得用來統計數據、填報表格、應付部門開會，這些事情并不能為企業帶來直接效益。”

上述負責人的煩惱并非個例。另一位經營中型金融企業的負責人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線上化”后，有時反而加重了企業負擔。“比如我的營業執照明明在期限之內，而且各類信息本就有線上留存。現在卻接到電話強制要求我們更換電子證照，對方甚至放出‘狠話’不換就不準繼續經營。而換證的過程，更是繁瑣不已。”他無奈地說道。

蔡宗翰分析，出現該類問題的本質原因，就是一些政府部門沒有完全轉變思維，也沒有理解透徹國家的深刻用意，只是為了做而做，單純為了完成考核，不懂得靈活變通。

為了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承擔哪些職能？

對此，四川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羅強在談到營商環境時曾表示，放權不是放任、放手不是甩手，必須放管結合，不斷創新監管方法，確保管得更加透明更加科學。

羅強認為，關鍵是圍繞企業迫切希望解決的環節多、耗時長、效率低、折騰人等問題，把該放的徹底放開、該減的下決心減掉、該清的堅決清除。

蔡宗翰對此表示認同，在他看來，最理想的是運營型政府。這類政府能夠厘清邊界，放開“有形之手”，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但該管的方面也一定要管。

“比如市場秩序、健康安全標準、產品質量等，不但要管，還要有明確的問責機制。”蔡宗翰認為，政府的目標不應只是辦證快這么簡單，而是幫助企業存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更“健康”。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徐現祥教授領銜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在對全國86個地市進行深度調研后建議，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有三個：一是在短期，補短板，再創市場準入改革新優勢；二是在中期，強化信用監管，確立競爭性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建設競爭中性的營商環境；三是在長期，深化國內市場開放，建設高質量的市場準入環境。

在采訪和調研中，中國城市報記者發現，優化營商環境不適合喊口號，只有拿出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勇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突破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這已成為大多數受訪者的共識。

《 中國城市報 》（ 2021年11月29日  第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