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應該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眾工作。一紙判決,或許能夠給當事人正義,卻不一定能解開當事人的‘心結’,‘心結’沒有解開,案件也就沒有真正了結。”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這段講話引發新時代檢察人的持續深刻思考——該如何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實現新時代檢察工作新發展?

檢察工作是政治性極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極強的政治工作,每一次檢察辦案都是厚植黨執政基礎的實踐。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深刻領悟、切實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對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和黨中央要求,一場聚焦人民群眾司法獲得感、彰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檢察聽證改革,在檢察人的心血和汗水澆灌下“全面開花”。

“老樹”發“新芽”,檢察聽證迎來春天

“感謝各級檢察機關的領導和承辦人員,把我從16年的痛苦中拯救出來,我可以安享晚年了。”采訪中,盡管王磊(化名)對過往不愿太多提及,但對檢察官和那場聽證會印象深刻,充滿感激。

王磊的女兒是一名出租車司機,2003年被乘客殘忍殺害。宣判后,王磊認為判決存在“罪名不對”“賠償不公”等問題,走上了漫長申訴路。

“本案認定何種罪名,對于量刑并沒有太多影響,王磊最主要的還是沒有從喪女之痛中走出來。”案件承辦人、最高檢第十檢察廳檢察官鄭小鵬做過詳細調查:王磊這些年生活確實不容易,案發后女婿無力撫養孩子,當時6歲的外孫一直由他撫養;幾年前王磊妻子又因病去世,更讓生活雪上加霜。

2019年11月8日,最高檢在江蘇省阜寧縣檢察院召開公開聽證會。鄭小鵬做了三個多小時的釋法說理,把判決中的論理轉化為當事人聽得懂、聽得透的群眾語言,并提出了司法救助建議。

“經過這么多年申訴,我也不知道要在哪一站停下來,這場聽證會算是解開了我的‘心結’。大家伙兒不是在敷衍我,而是真誠地為我著想、為我解決問題,我還有啥理由不知足呢?”王磊說。

讓王磊釋懷的檢察聽證會其實并不是新事物,它源自20多年前的檢察辦案公開審查改革。

“上個世紀90年代,有些社會矛盾以訴訟形式進入司法渠道,一些案件窮盡了司法程序,但當事人仍然不滿意,周而復始地上訪、申訴,矛盾較為集中地體現在刑事申訴領域。”一位退休多年的刑事申訴部門檢察官回憶說,一方面是檢察干警疲于奔命——調卷、閱卷、制作審查報告、制發文書、送達申請人,另一方面則是申訴群眾對訴求不被支持的不解、不滿。

“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檢察產品不太對路。”華東政法大學華東檢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戎靜介紹,在這種沖突中,刑事申訴案件“三難”產生——難辦理、難結案、難息訴。難則思變。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開始進行刑事申訴案件辦理方式改革——把當事人“邀請”到檢察辦案中來,通過類似行政聽證的公開審查,增強檢察辦案的說理性。

1999年5月,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公開審查程序試行規則》。2000年5月,又印發《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案件公開審查程序規定(試行)》,確立了刑事申訴公開審查主要以聽證會形式。

此后的十多年實踐證明,聽證是一種有效推動信訪矛盾及時化解的群眾工作方法。基于此,2012年1月11日,最高檢正式發布《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案件公開審查程序規定》。

“新規拿掉了‘試行’,明確了公開審查的案件類型、遵循的原則、公開審查的形式和案件范圍,進一步豐富了公開審查的內容,規范了公開審查程序。”戎靜說。

伴隨著實踐的深入,檢察聽證日益凸顯“案結事了人和”的積極作用。數據顯示,2016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舉辦6388起信訪案件公開聽證會,有效息訴率78.2%,化解了一大批久訴不息的信訪積案。

對檢察聽證工作,最高檢黨組有著深刻的認識——這既是提升辦案質效的重要舉措,也是檢察機關踐行“陽光司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重要方式。

對標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最高檢黨組敏銳地意識到,檢察聽證要“更上一層樓”,制度上的“小縫小補”已經無法適應。為此,2019年,最高檢修訂出臺《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2021年修訂《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制定《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人民檢察院羈押聽證辦法》,從不同層面對檢察聽證工作進行制度設計與銜接。

2020年10月20日,最高檢對外發布《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對檢察聽證進行了界定,規定了聽證案件范圍、聽證會類型、聽證會參加人、聽證會程序、聽證員意見效力和聽證經費等。

對此,最高檢檢委會專職委員萬春表示,“聽證”作為檢察機關審查案件的一種具體方式,已經被廣泛接受,使用“聽證”一詞更能凸顯人民群眾依法對檢察工作享有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體現檢察機關辦案的“兼聽則明”。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高集團首席工匠胡中輝曾經參加過多起檢察聽證,見證過不少“老大難”的申訴案件得以解決。他這樣評價:“把檢察辦案公開出來,道理和事實都擺在臺面上,當事人就沒有了猜忌和擔心。檢察聽證還邀請律師、心理咨詢師、專業技術人員參與,問題容易說透、事實更易于講明,當事人自然就沒有了‘心結’。”

“如果說釋法是理性層面的表達,那么說理就是感性層面的溝通。集合了人的理性和感性需求的檢察聽證,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薛歆然多次參與公開聽證,這也讓薛歆然有機會深度認識檢察工作。

“通過專業的心理輔導、安撫和引導,能夠實現感性層面的有效溝通,有助于從心理上解決那些曠日持久的問題。”薛歆然說。

“既然檢察聽證能夠拉近與人民群眾的距離,有助于從源頭消除那些因溝通不暢、答復不及時、處理不到位而導致的社會戾氣,為什么不積極適用?”2019年全國兩會后不久,張軍檢察長在第十檢察廳調研工作時的講話,明確了控告申訴檢察工作的思路,從那時起,檢察聽證就成了廳里的一項重要工作。

2019年7月,大檢察官研討班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來自最高檢和各省區市檢察機關的大檢察官齊聚一堂。研討班明確提出,最高檢和各省級檢察院要帶頭辦理、總結、發布一批公開聽證的典型案例。

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2020年1月,全國檢察長會議上,最高檢黨組提出“應聽證盡聽證”的更高要求:聽證不僅要在所有業務條線、所有層級檢察機關“全覆蓋”,還要融入到業務辦案的全流程。至此,檢察聽證作為一種群眾工作方法,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以行動兌現承諾——一分部署,九分落實

“一紙文書就能結案的,現在不僅要組織多人面對面地釋法說理,而且要案結事了人和,讓申訴人滿意,這得增加多大工作量?”

“一些申訴人,是長期的上訪戶,情緒很大,反映的問題也很難解決。直面這個要求,我們壓力很大。”

“十個手指頭還不一般齊,不同檢察條線、不同層級的檢察機關,所面對的案件各有特點,檢察聽證要‘全覆蓋’,怎么做到?”

……

有了部署,如何推進抓好落實成了關鍵。面對檢察干警的迷茫與躊躇,如何全面“激活”檢察聽證?答案是充分發揮“頭雁效應”。

在“應聽證盡聽證”貫徹落實的初期,張軍檢察長等最高檢院領導在各地陸續主持召開檢察聽證會。安徽、重慶、吉林、浙江等省級檢察院檢察長也先后主持檢察聽證。

“一些地方檢察干警確實存在畏難情緒,抓好落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抓‘關鍵少數’,檢察長前移一步,親自主持聽證,特別是要挑選重復信訪、復議復核這些‘硬骨頭’案件。”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馮鍵告訴記者,2021年以來,四川省各級檢察院“一把手”主持聽證507件,有的檢察長多次主持檢察聽證。一些地方的檢察院還組織檢察官現場觀摩,通過領導“打樣”帶動工作。

2021年底,四川省彭州市居民劉光(化名)又寫了兩封信,分別寄往最高檢和四川省檢察院。與以往的申訴信不同,這次他寄出的是感謝信:“我們有限的文字不足以表達感情……祝愿檢察工作再創輝煌。”

劉光是一起刑事案件申訴人。2010年,他購入的二手裝載機被盜。判決后,因賠償款與他的期望值差距較大,劉光近10年來一直在申訴,不停地奔走在各大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之間,劉光自己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響。

在檢察聽證會上,經過馮鍵的釋法說理,劉光既認同了原生效判決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又對檢察機關提出的解決方案表示認可。聽證后不久,他主動向四川省檢察院提交了撤回申訴申請書。

申訴人認可檢察聽證,那么,參會的“第三方”又有怎樣的感受呢?

河南潤之林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富敏是河南省檢察院的人民監督員,2020年12月,曾經參加過一場刑事申訴案件的檢察聽證會。

“當時只顧著關注申訴案件相關的法律問題,還真沒有注意到,主持聽證的是最高檢陳國慶副檢察長。”后來,韓富敏又陸續參與了多次檢察聽證會。她認為,這種來自“第三方”的判斷更容易讓當事人接受和認可。

不止“頭雁引領”,檢察機關還通過制發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進行指導推動。

記者注意到,自2020年6月全國檢察機關新時代檢察宣傳周活動開展以來,最高檢都以新聞發布會形式通報過去一年來檢察聽證工作開展情況,并制發檢察聽證典型案例回應社會關切。

對一項工作來說,理念和觀念的轉變更為重要。

“檢察聽證是新時代檢察工作的自我加壓。”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區檢察院檢察長張占營曾認真思考過落實聽證工作存在的“癥結”——基層小院原本辦案不多,突然間要走到群眾的問題當中,工作量也成倍增加,難免“手忙腳亂”。

在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檢察院檢察官李行看來,做好檢察聽證要從觀念上實現“辦完案”向“辦好案”的轉變。

年前,李行主持了一起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案件的不公開聽證會。“聽證的效果不錯,幫助我們兩家特別是孩子們正視了問題。”在犯罪嫌疑人田亮(化名)父母的致謝中,李行對做好檢察聽證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當時聽說孩子犯了罪,頭都大了。”田亮的父親向記者介紹,他們夫妻倆常年在外打工,對孩子管教不到位,但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孩子會和犯罪沾上邊。“我們也嘗試著找中間人說和,人家在氣頭上,哪里有機會?”眼看著孩子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田家人急得不得了。

“咱們這邊有過錯在先,孩子年輕氣盛,幾句口角導致了錯誤,不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都應該給孩子一個改錯的機會。”在李行的勸說下,被害人李磊(化名)的家長接受了聽證會的建議。

在聽證會上,雙方最終達成了刑事和解協議。“我們兩家孩子是一塊玩大的,兩家關系也不錯。聽證會給我們兩家搭了臺階,要不然僵持不下,對孩子的成長也不是好事。”在事情解決之后,李磊的母親表示了諒解。

“最近我和李磊又有了聯系,一起商量著該學點什么,下一步要去哪里打工掙錢。”在最近的一次思想匯報中,田亮向李行說。

記者注意到,各地檢察機關還充分發揮檢察人員考核的“風向標”“指揮棒”作用,對于采用聽證方式審查案件的,設定分值予以鼓勵。在持續不斷的業務數據通報、典型案例宣講、講話強調中,近兩年來檢察聽證各項數據大幅度上升。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區檢察院2021年聽證案件數量較上一年度增長了3倍多,聽證案件類型由上一年度的4種類型拓展至7種類型。

“檢察聽證帶來了牽一發動全身、全方位的思考。”張占營認為,把檢察辦案置于“聚光燈”下,也促成了反觀過往的思考:“越來越多的檢察官在案件辦結后注意反思辦案質量,如果當時辦案能夠更周全一些,審查得更全面一些,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或減少申訴人的煩心事。”

升級、擴容——檢察聽證迎來全面發展

“解決群眾的煩心事、揪心事,能不能再快捷一些、再高效一些?”最高檢第十檢察廳12309檢察服務中心副主任凡俊時常反問自己。從事檢察工作以來,他一直工作在控告申訴檢察領域。“來訪人總想面對面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但在工作流程上,窗口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只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和接待,沒時間和精力去傾聽申訴人的‘訴說’,工作效果不好。”

“要讓12309檢察服務大廳成為群眾煩心事的終點站。”在征得廳領導支持后,凡俊總結創新,盤活檢察服務大廳里的值班律師、人民監督員、退休檢察官等資源,一同參與信訪案件辦理和矛盾化解工作,檢察聽證的“簡版”——簡易聽證應運而生。

簡易聽證更加簡便易行:對于不服最高檢辦結的申訴案件以及擬作出維持下級院審查意見的案件,申訴人上午提交資料,檢察官下午就可以組織聽證。除了聽證主持人、承辦檢察官外,還有值班律師、心理咨詢師等人參加。

“道理講清楚了,當事人的心結就解開了一大半。”彭吉岳是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在最高檢12309檢察服務大廳,他參加過多起案件的簡易公開聽證。

“案件辦完,矛盾依然有,當事人為此奔波、討說法,這不是司法的良性運行狀態。”他說,這種就地、及時的簡易公開聽證,推動了信訪矛盾及時化解,為司法辦案畫上了句號。

在今年初的全國檢察長(擴大)會議上,最高檢明確表示將盡快出臺簡易公開聽證指導意見,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開。

如果說簡易聽證是檢察聽證的“升級”版本,那么在刑事申訴條線之外的檢察聽證則帶來“擴容”的實踐效果。

“以往對民事申訴案件的審查大多數是接收申訴材料、調閱原審卷宗,之后就是承辦人進行書面審查,即使是約談各方當事人也是分別進行,給全面把握案件證據、查明案件事實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最高檢第六檢察廳檢察官助理李大揚對記者說,檢察聽證直接聽取各方當事人意見主張,增強親歷性,提升了民事訴訟監督的精準性。

2021年3月29日,一場現場直播的檢察聽證會在最高檢舉行。最高檢副檢察長張雪樵作為主辦檢察官擔任主持人,就深圳某公司董事履行勤勉義務與公司利益受損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公司董事過錯的認定等爭議焦點,組織雙方當事人發表意見。

聽證會持續了近4個小時,圍繞備受司法實務界關注的“掛名股東”責任范圍,雙方當事人各自充分陳述了事實和理由,吸引了眾多網友的關注。

“主辦檢察官通過細致入微的詢問,引導當事人圍繞爭議焦點充分發表意見,使案件事實以清晰的方式呈現出來,有利于消弭當事人、社會公眾對司法辦案的疑惑,有利于解開當事人的心結,最終促進案結事了。”聽證結束后,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中央法律專門委員會主任、最高檢特約監督員閻建國表示。

臨近2021年年末,湖北省谷城縣的包頭工關明(化名)又體驗到年關的苦楚:一方面要給工人發工資,另一方面則是長期收不回來的賬款。

“我的判決都生效好多年了,申請強制執行也快一年了。被申請人明明有房子,而且還在出租中,為什么不執行她的房產?”在湖北省谷城縣檢察院,關明向檢察官陳禮龍表達不滿。

執行難,到底難在哪兒?“很感謝檢察聽證,把執行中存在的問題都擺在了臺面上,‘踢不了皮球’,問題就容易解決。”就在前幾日,關明拿到了首筆10萬元的執行款。“法院已對租金采取了執行措施,對空置房屋也正在評估中,很快就會有新的進展。”陳禮龍說。

“從來沒有想過,檢察院的一個‘會’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王亮(化名)是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的居民,也是一位法律職業者。每年到了取暖季,他所在小區的居民都會因為地下停車場管理問題吵得不可開交。

“與物業公司、開發商,包括行政部門溝通多次,都沒有什么效果。”2021年8月,他與熱心的居民一起商量找檢察院“支持起訴”。

該區檢察院第四檢察部檢察官李鑫審查后,發現這事并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支持起訴案件范圍。“但事關幾百戶居民的生活問題,一直在那僵著也不是辦法。”在向領導匯報后,李鑫決定用檢察聽證的形式推動問題解決。

在聽證會的現場,面對居民代表的訴求,住房與城鄉建設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的有關負責人進行了答復,物業公司也就進一步提高服務質量作出承諾。

“盡管問題沒有全部解決,但是至少在聽證會上,問題屬于哪些部門管理、如何推動解決都有了明確說法,也回到了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道路上。”王亮說,當時就是“一竿子打棗”的心態,沒想到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公益保護方面,檢察聽證也在貢獻著智慧與力量。

楊立梧,福建省閩侯縣大湖鄉大湖村人,1949年7月,楊立梧為掩護戰友不幸被捕,壯烈犧牲。為了紀念革命先烈,人們將楊立梧等12位烈士的名字鐫刻在湖山革命烈士紀念碑上。

不知從何時起,紀念碑五米之內出現了高聳的信號鐵塔、凌亂的違規建筑,破壞了莊嚴肅穆的瞻仰氛圍。“希望檢察機關能管一管。”一番調查后,閩侯縣檢察院向縣退役軍人事務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盡快采取有效措施維護紀念碑周邊應有的環境和氛圍。

實際解決問題時,情況變得復雜起來——紀念碑建成時沒有明確界址,涉事各方難以形成一致整改意見。為了更好地推進公益保護,2020年11月13日,福建省檢察院聯合福州軍事檢察院在閩侯縣召開聽證會。

聽證會上,涉事單位圍繞信號鐵塔和臨時建筑的遷移問題、整改情況發表意見;聽證員則針對整改方案的科學性、可行性等“精準”提問。聽證會召開的當月,紀念碑附近的信號鐵塔全部拆遷完畢,沒多久臨時建筑也遷走了,莊嚴肅穆的瞻仰環境得以恢復。

這場由軍地檢察機關協作、政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地方實踐,再度展現了檢察聽證的魅力。

202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檢察制度創立90周年之際,黨中央專門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引入聽證等方式審查辦理疑難案件。

“檢察聽證打通了檢察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讓司法的溫度可感可知,這是新時代對檢察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貞會表示,定位于案結事了人和的檢察聽證,必將把新時代人民檢察官的為民品格鍛造得更加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