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個長年累月在黃浦江上跑船的人，在2022年4月的一個夜晚，站在船頭，經過外灘段，也會誤以為自己陷入了某種魔幻的夢境——上海灘，如此寂靜。

騎著電動車飛馳在跨越蘇州河的武寧路橋上，21歲的李豪看到橋頭堡高大的貼金雕塑，不再覺得這里陌生，與自己毫無瓜葛。在寬闊的橋面下，那個暗夜里只有微光的橋洞，是他和三十多個騎手小哥臨時的“家”。

還在愛美的年紀，李豪告訴我，他其實是個“大眼仔”。我隔著防護眼鏡和面罩，卻只看到他的雙眼像兩條深深的溝壑。

4月19日晚上，我來到他們住的武寧路橋橋洞采訪。橋面上的大車呼嘯而過，似乎整個世界隨之一震。來了十多天，李豪還是適應不了這種噪音和“被碾壓”的感覺，有時候整晚都醒著，眼睛一直是腫的。

睡眠對于30歲的朱茂超來說不是問題。他太累了，每天六點多出發跑單，一直到夜里八九點回到橋洞，中間有飯吃的時候才停下一個小時。

“有沒飯吃的時候嗎？”我問他。

李豪也湊過來，“一天吃一頓飯是常有的事。”周圍聚過來的騎手小哥們你一言我一語，“現在飯店不開門，經常吃不到熱飯，很多時候就吃點零食充饑”“沒吃的就光喝水”……

因為出來跑快遞，按照防控政策，居住的小區不允許他們再進入。

“出來的時候，知道回不去了嗎？”我問。

所有人的答案都是“知道”，但“沒辦法”。

朱茂超一周前退掉了月租金1000元的房子，帶著鋪蓋出來，“不出來光交租金，不賺錢，租金也交不起了。”

“不賺錢怎么辦啊？怎么吃飯啊？”李豪在一邊搭腔。

說起賺錢，網上有騎手“一天賺一萬”的傳言。朱茂超對此有些無奈，他打開手機，給我看一天的收入：4月19日，跑了10單，總收入141.6元，沒有打賞。

李豪的收入稍微高一些，每天能達到四五百，最多的時候可以達到一千元。 “‘天價跑腿’的‘黑小哥’應該也有，但是少數，一顆老鼠屎攪壞一鍋湯，其實大多數普通的小哥，都只是在賺一份辛苦錢。”朱茂超說。

朱茂超和李豪等人屬于眾包騎手，與專送騎手不同，他們不是平臺正式員工，享受不了同等待遇，但工作時間自由，通常自己在線上搶單。

說到跑腿費加價，朱茂超說，很多眾包騎手會接代買的單，需要耗費更多時間，因為需要為買主找貨源，而現在貨源比較難找，找到貨源通常都在比較遠的地方，時間成本、運輸成本、溝通成本都上升了，所以會加跑腿費，但費用都是雙方協商，達成一致才交易。

跑腿費在騎手緊缺的時候會相對昂貴，這也是困擾很多市民的問題。近期，上海警方破獲了多起“黑小哥”索要高額跑腿費的案件。一些“黑小哥”通過小區蹲點、加入社區微信群等方式私下組織渠道售賣食品等物資，有人甚至收完錢就“拉黑”買家。目前，隨著街面上騎手的增多和物資供應的增加，這類現象逐漸減少。

除此之外，市民對“黑小哥”的擔憂還來自安全問題，對他們能否及時做核酸、會否帶疫送單造成傳染心懷不安。

橋洞里的這些騎手分屬不同平臺，相同的是，他們至少兩天做一次核酸——這是上海市對所有騎手和配送員的要求。他們需要及時在平臺上傳核酸陰性報告，否則無法接單，而且不論是騎行在街頭，還是把貨品放在小區門口，都需要出示有效期內的核酸報告。

前幾天的雨夜，氣溫驟降，橋洞里的騎手們有些難熬。現在天氣轉暖，他們不用一直縮在被子里，夜深了，也還有人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聊天、開玩笑。

“該開心就開心，該辛苦賺錢還辛苦賺錢。”朱茂超說。

“我在家是個寶兒，”李豪說，“出來就要自己扛。”

“這些都是暫時的，會過去的，”小明說。

正在我們交談的時候，昏暗的橋洞里，閃起了藍紅交替的警燈，一輛警車停了下來。“上午也有民警來，”李豪說。10分鐘后，警車離開了橋洞，留下了成箱的方便面和礦泉水。

此前，轄區民警協同外賣企業、屬地街道、轄區旅館，為露宿街頭的配送人員提供了400多張床位。目前，他們繼續為暫不能安置的人員，提供食品和防疫物資。

李豪和朱茂超跑去搬運食品，旁邊幾個騎手一起幫忙分發。他們在睡著了的小哥們身旁也會輕輕放上一份。

“你們彼此都很熟了嗎？”我問。

“很多名字都不知道，”李豪笑著說，“但是都在這里討生活，肯定要相互照應。”

疫情之下，這座城市中的人，都在堅韌地面對自己生活中的不易，那份困境中的守望相助、那一抹笑容，正是人們心中，光來的方向。

離開武寧路橋，在周圍的地鐵站、電話亭、公廁旁邊，也能看到很多睡著的騎手。

在一個避風遮光的地下通道，我聽見靜穆的城市背景音里，長長短短的鼾聲，此伏彼起。（記者李姝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