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益陽市兔子山遺址出土的6枚西漢時代簡牘，記載了從“禁止民間收藏圖書”到“民間借書、獻書、藏書成風”的一次歷史變革。
自2013年益陽兔子山遺址發掘以來，考古發掘領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春龍一直在對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簡牘進行系統性研究。近日他向記者披露了這一研究成果。
這6枚簡牘，在兔子山遺址7號井出土，經過清洗，發現上面均有“獻書”字樣。其中有一枚殘斷的簡牘上可以辨認出“仆過敬至令陳公侍馬足下者：府付尉，賤走仆啟敬再拜獻書，若侍”的文字。
這是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一枚西漢“獻書簡”。左為簡牘圖片，右為其紅外掃描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此枚簡牘記載了一個叫‘過’的人給陳公寫信，提到獻書這件事。收信人陳公應是當時益陽縣的吏員。”張春龍說。
記者看到，清洗后的簡牘，墨跡清晰，字體屬于隸書。在經過一系列的復雜保護過程后，它們被封裝進定制的有機玻璃包裝盒里存檔保護，用于歷史研究和展覽。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兔子山簡牘整理工作人員楊先云介紹，經過比對7號井出土的其他簡牘的紀年，這6枚“獻書”簡牘的形成年代為西漢早期，大約為漢高祖十一年至漢惠帝年間。7號井的簡牘整理工作，已于2018年初步完成，相關研究成果即將付印出版。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統一全國后，頒布《挾書律》，禁止民間收藏圖書。這項律條頒布的同時，發生了“焚書坑儒”事件，對文化典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漢惠帝劉盈執政期間，廢除了《挾書律》，這使得長期受到壓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都開始活躍起來。
“這6枚‘獻書’簡牘的出土，說明在漢惠帝廢除《挾書律》后，民間借書、獻書、藏書開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開啟了‘全民閱讀’之先河。”張春龍說，“到了漢武帝時期，劉徹十分重視文化建設，皇家和各地官府藏書達到空前豐富。讀書的人也隨之增多，圖書館、書肆也在西漢開始出現。閱讀開拓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