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隆化縣智慧城市數據中心云管理平臺具備數據分析、指揮調度、研判決策等功能，充分發揮著“城市大腦”樞紐作用。

中新社發 陳琦嘉攝

數據正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數據交易規模超700億元，預計2025年市場規模將超2200億元。

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即將一周年，其中提出依法依規促進數據高效共享和有序開發利用，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中國城市報記者梳理地方最新動態發現，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入分配、安全治理制度正加速統籌推進，推動高質量數據要素活起來、動起來、跑起來、用起來，數據要素基礎制度體系不斷豐富完善。

數據確權激發市場活力

數據產權制度是推進數據分類分級確權授權使用、促進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前提條件。

一份由江西師范大學管理決策評價研究中心教授唐天偉領銜撰寫的報告預測，隨著智能產品和設備廣泛普及，未來所有的生產設備、感知設備、聯網設備、聯網終端，包括生產者本身都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數據，滲透到產品設計、建模、工藝、維護等全生命周期，企業生產、運營、管理、服務等各個環節，以及供應商、合作伙伴、客戶等全價值鏈。

同時，上述報告指出，當前，由于產權配置不清晰，難以有效界定各數據主體的權益和對應的責任，導致數據資源不能有效整合，數據價值難以倍增。

火大教育校長、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元宇宙產業委員會執行主任于佳寧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數據確權是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目前存在的最大阻礙。”

于佳寧認為，數據要素的特點和其他實物要素有較大不同，數據的生產者、管理者、整合者、使用者等角色之間的權利邊界存在一定的模糊交叉，導致數據要素的產權屬性難以確認，以及大量數據濫用的情況發生，阻礙了數據要素的生產和流通。

日前，浙江數據知識產權管理與服務標準化試點項目在杭州市余杭區啟動。這是全國首個知識產權領域國家標準化試點項目，意味著今后數字經濟類企業的數據資產保護有了“余杭方案”。

近年來，余杭區數字產業發展迅猛，多家企業先后被認定為浙江省數字工廠標桿企業，數據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日益遞增。但由于我國對數據知識產權缺少明確的法律定義，使得該領域成為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發生的“重災區”。

余杭區市場監管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數據知識產權登記相當于給企業的數據發了一張“身份證”，企業可以通過它對數據進行銀行質押，拿到質押貸款。上述項目啟動后還將積極為當地企業提供數據知識產權存證申請、登記、質押融資、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指導，助力“知產”變為“資產”。

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加速

流動的數據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要以數據要素的充分流轉為基礎。當下，全國多地密集開展數據交易實踐探索，加速數據要素市場配置進程。

3月30日，深圳數據交易所落地國內首筆無質押數據資產增信貸款項目。深圳微言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憑借其在深圳數據交易所上架的數據交易標的，獲得了光大銀行深圳分行授信的1000萬元貸款；

4月24日，上海數據交易所國際板啟動建設，探索數據跨境雙向流動新機制，推動國內外企業開展跨境流通業務合作；

5月10日，廣州數據交易所集成式的算力資源發布共享平臺上線，面向16個重點行業發布近40款數據產品，廣州數據交易所首個交易服務基地正式揭牌；

不久前，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完成全國首筆個人數據合規流轉交易，是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促進個人數據合規使用、規范交易、合法收益的創新實踐。

……

在無錫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吳琦看來，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是實現數據從資源化到資產化，再到資本化，經過數據要素的交易、流通產生價值，并逐漸形成以市場為根本調配機制的動態過程。當前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已迎來戰略機遇期。

中信證券分析認為，當前數據交易發展階段類似于初期的商品交易市場。展望未來，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大市場是行業的主要發展趨勢，有望形成以一線城市為中心的國家級大型交易所，并在近一階段的行業發展中看到國家級、區域性交易所并存的多層次市場交易體系。

數字稅征收或大勢所趨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要求在初次分配階段，按照“誰投入、誰貢獻、誰受益”原則，推動數據要素收益向數據價值和使用價值創造者合理傾斜，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階段，重點關注公共利益和相對弱勢群體。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助理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卓認為，以數字稅為代表的二次分配很重要，因為數據的使用，尤其是公共數據的使用，天然具有外部性。在這個過程中，數字稅能夠發揮很大作用。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與產業發展部戰略規劃處處長胡擁軍也在撰文中提到，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字企業與傳統企業、數字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稅收沖突日益明顯，稅負公平受到挑戰，未來亟需盡快研究數字稅改革方案設計與配套儲備政策。

黃卓認為，對于不同性質的數據，征稅應有所不同。有些數據是資源型的，比如人的個人特征是不需要自己花費努力就能擁有的數據；還有一些數據是通過個人努力或投入才能產生的數據。另外，也可以根據數據外部性的程度來調整稅率，有的數據對社會的正外部性更大，有的數據外部性更小。

首席數據官賦能數據治理

隨著數據資源規模不斷擴大，應用日趨增多，過去相對粗放的數據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今形勢，加強和改善數據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中國城市報記者注意到，在數據治理方面，近一段時間以來，多地探索設立首席數據官制度。

5月6日，四川省達州市出臺《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實施方案》，將在全市推行設立首席數據官。這是達州市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一項創新性、制度性舉措，在四川省范圍內具有試點示范意義。

4月4日，江蘇省南京市印發《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實施方案》。南京市將建立市、區兩級首席數據官制度，加強數據資源管理的領導力、決策力和執行力，帶動市、區各部門協同推進數據共享開放。

今年3月，廣東省東莞市出臺《首席數據官制度實施方案》。以全市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契機，東莞市將建立多級聯動、多方協同、多元融合的首席數據官制度。

……

事實上，早在2021年5月，《廣東省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工作方案》便將政府首席數據官上升到制度層面，開啟了國內政府部門設定政府首席數據官的新浪潮。

在IBM商業價值研究院院長丁偉看來，隨著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高速發展，數據的重要性、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重要性都將越來越被企業所重視。隨之而來，首席數據官的角色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相關人士建議，政府首席數據官作為統籌政務數據管理、協調內外部數據的關鍵節點，其職責范圍需要進一步明確。

具體而言，對內，需要對其職權加以有效監督和評價，防止其權力隨數據蔓延而無限擴張；對外，需要完善數據管理制度設計，規范技術標準與操作指導，實現職能責任、流程操作、技術規范等法規制度的整體性建構。

《 中國城市報 》（ 2023年05月15日  第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