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書鈞執導、根據余華小說《河邊的錯誤》改編的同名電影甫一上映，便引發截然不同的兩極化評價。稱贊者認為影片極富詩意和影像質感，是一部具有先鋒氣質和深刻哲思的文藝片。負面評價則認為該片劇情散亂、邏輯不清，讓人看不懂。筆者認為，電影《河邊的錯誤》是在懸疑偵探劇情的外衣下，表達創作者對世界、命運等的認識和理解。編劇和導演借原著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通過對小說的創造性改編，在影片中重置多重隱喻，使其具備了多種闡釋的可能性，但也因隱喻的“過載”造成了劇情的晦澀難懂。

小說《河邊的錯誤》發表于《鐘山》1988年第1期，那時的余華作為冉冉升起的先鋒小說作家，創作中既有著明顯的探索嘗試特點，也流露出打破陳規的反叛氣質。小說《河邊的錯誤》試圖打破偵探文學的嚴密敘事邏輯，與隨后發表的《古典愛情》《鮮血梅花》等作品，分別構成了對偵探、愛情、武俠等類型小說常規敘述模式的顛覆和消解。在原著對“瘋子殺人”的重復敘述中，隱藏著作者對暴力、荒誕、無序、偶然性等話題的思考。

同名電影在原著的基礎上，一方面增刪了有關情節，使其更符合電影的藝術表現形式；另一方面，運用頗具創造力的影像畫面，賦予作品廣闊的聯想和想象的空間，以多重隱喻拓展原著的思想意蘊。

電影以存在主義大師加繆的名言“人理解不了命運，因此，我裝扮成了命運”拉開序幕，接著是一場與劇情看起來沒有什么關聯的小孩捉迷藏游戲，游戲中扮演警察的小孩推開一扇門，自信滿滿地以為小伙伴們就躲在門后，卻驚愕地發現外面是破敗不堪的斷壁殘垣。開頭字幕與小孩捉迷藏情節似乎是對影片里馬哲查案過程的隱喻：當他信心滿滿想要偵破案件時，卻陷入巨大的焦慮不安與困惑迷茫當中。影片主要劇情并不像懸疑偵探片那樣，由犯罪分子在案發現場留下的蛛絲馬跡入手，再通過層層深入的推理和調查取證等手段，最終找到真兇并將其繩之以法，而是反其道行之，打破觀眾對真相的期待，將每一步調查都引入無解的死胡同，讓觀眾隨著主人公一起承受來自案件、領導、家庭等多方面的壓力，最后更是分不清現實與幻想。整部電影就像一張巨大的隱喻之網，懸疑偵探故事不過是其表層外衣，本意則是隱藏在故事情節與影像畫面下的言外之意。

作為一個典型的隱喻文本，影片《河邊的錯誤》中的隱喻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是對現實生活的隱喻，可謂之“生活之窗”。電影是觀眾窺視他人生活的一扇窗戶，《河邊的錯誤》借助案件調查過程，向觀眾展示了20世紀90年代江南小鎮的生活場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影片著力營造凝滯、壓抑的氛圍，使其與案件調查的停滯不前相互映襯，并以此強化人物由壓抑到爆發的心理狀態。在氛圍營造中，風景起到了重要作用，緩慢流淌的近似黏稠的河水、阻擋視線的樹林、彌漫的霧氣、連綿的雨季，都烘托了人物的壓抑感。這樣的場景氛圍隱喻著現實生活中的壓抑無奈，使人聯想到生活中某些想要掙脫卻不得不妥協接受的東西。

影片第二個層面的隱喻，可稱之為“迷幻之夢”。西南大學段運冬教授在《電影，作為隱喻的藝術》一書中指出，夢與電影具有同構性，電影就是編碼之后的幻覺呈現。與原著不同，影片《河邊的錯誤》把警察馬哲的辦公地點設在了倒閉的電影院中，隱喻著影片中關于案情的調查，恰似一場正在影院里上映的電影。由于電影和夢的同構性，關于案情調查的劇情也像迷幻夢境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非理性、偶然性，也折射出人物壓抑著的無意識和隱秘欲望。弗洛伊德認為，夢的工作具有“移置”作用，“其重點由一重要的元素，移置于另一個不重要的元素之上，夢的重心既被推移，于是夢就似乎呈現了一種異樣的形態”（《精神分析引論》）。同樣，馬哲工作的重心原本是找出殺死幺四婆婆的兇手，但接下來的調查卻牽涉出王宏與錢玲的婚外情、許亮的異裝癖等跟案情無關的人和事，進而導致王宏之死及許亮自殺。此外，馬哲單位的評優、妻子腹中胎兒基因突變等事件也與案情關系不大，游離于案情調查的情節主線之外。影片后半部分馬哲的思想和行為，更是在現實與臆想、幻覺、夢境之間來回穿梭，幾近瘋癲的狀態把劇情進一步推向含混與歧義。情節主線的偏移、分散、凌亂、斷片化、不連貫，頗契合夢把隱念潤飾成形象的特點。影片由此成了以夢的形式完成的表意載體，并被植入了與電影創作主體有關的自反式想象。

在《永安鎮故事集》中，編導通過講述一部電影籌拍過程中發生的故事，來揭示電影圈的某種真實生態、小眾化文藝電影的生存境遇。《河邊的錯誤》則以隱喻的方式，對電影及其創作主體進行自反性觀照。片中拆除電影院招牌時，“電影”兩個字墜落地上，指涉了電影作為藝術地位的下降及電影行業的狀況。片中查案進展的艱難，不斷被無關事件干擾的煩躁與無奈，跟創作主體完成一部電影的策劃、拍攝過程中所經歷的情緒體驗也非常相似。片尾人物的妥協映襯了影片之外創作者的妥協，在人物馬哲身上投射著創作主體的心理感受。可以說，該片就像埃舍爾那幅著名版畫《龍》，以自啖其尾的方式完成了對電影本體的自我指涉。

電影《河邊的錯誤》的隱喻還體現在哲學層面，可名之以“哲學之眼”。影片的故事情節，特別是后半段亦真亦幻的劇情，暗示世界本身是荒誕的，對真相或本質的探尋終究是一場徒勞。執著于探究真相的馬哲最后陷入困惑、迷茫、自責、癲狂，就像開頭推開房門的那個男孩，以為可以找到門后的躲藏者贏得游戲，不料卻看到了世界的滿目瘡痍。“沒有答案，一起發瘋”的宣傳語，加上片頭“人理解不了命運……”的字幕，也都在表達創作者對世界、人生本質的存在主義理解。

多重隱喻豐富了電影的意義內涵與闡釋空間，然而，大量的隱喻也給觀眾的理解接受增添了障礙。隱喻的“過載”不僅使影片晦澀難懂，而且有主題先行之嫌，以至于纖弱的劇情無法承擔起如此多且復雜的主觀理念。從哲學層面上來看，影片的主題也有可商榷之處。存在主義雖然看透了人生荒誕虛無的本質，卻并不陷入悲觀，而是強調看透虛無后的自我選擇和不懈努力，有著“反抗命運”式的堅定與悲壯，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對此有生動闡述。但影片過于強調世界的荒誕、命運的無常、意義的虛無，以及作為主體的人在其面前的無奈與妥協，顯得有些悲觀絕望。文藝片如何處理好“文”與“質”的辯證關系，如何在作者表達與觀眾接受之間找到較好的契合點，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