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李曉軍
調查動機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婦女因婚姻關系、戶籍等發生變動，涉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土地承包經營、征地補償或者征用補償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爭議愈發復雜，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聯合發布維護農村婦女涉土地合法權益行政檢察典型案例，聚焦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外嫁女涉土地合法權益保護，以高質效法律監督推動解決婦女急難愁盼問題。
圍繞這一問題，記者進行了調查。
“你都嫁到外地去了，按村里規定，從今年開始，就不再給你分紅了。”接到生產隊的通知時，高潔有點懵，她不明白自己去年出嫁后怎么就不能參與今年村里的分紅了。
高潔找到江蘇當地婦聯和政府部門，經過幾個月的“拉鋸”協商，她終于爭取到了屬于自己的權益。在維權過程中，高潔發現，村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村里的女性結了婚，不管戶口有沒有遷出，村委會都會以各種理由剝奪其作為本村村民的合法權益，不管是分紅分地，還是征地補償。在高潔住的村子里，有20多位女性面臨這樣的窘境。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采訪發現，在部分農村，女性只要結婚了，嫁給了外村人，不管戶口有沒有遷出，就會獲得一個新的身份——外嫁女。一些人受舊觀念影響，認為外嫁女已經嫁出去了，在原居住地征地拆遷時，就不應該參與征地拆遷補償分配，涉及的其他土地權益也不再享有。甚至有些外嫁女并未搬離村集體，可遇到征收，她們也成了“旁觀者”。更尷尬的是，有此遭遇的女性，一般在婆家也未能獲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最終兩邊權益都難以得到保障。
那么，外嫁女群體在維護自身土地權益方面存在哪些困難？又該如何保障她們的合法權益呢？
以村民自治為由侵占權益
王檸的經歷和高潔類似。今年11月，王檸的家鄉河南省某村的集體土地被工廠占用，村委會和村代表開完會后給出征地拆遷補償方案：是否為符合本村利益分配的村民需要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認定，其中出門閨女及離婚閨女，無論戶口在不在本村，不享受村民利益分配。
王檸感到疑惑：“有人說我結了婚不在村里住，就不算村里人了，實際上我每周都會回家看望父母，每年農忙的時候都回村幫忙；很多男性村民結婚后也搬到了城里，他們為什么可以享有土地權益？”
“雖然村有村規，但村規也要在國家法律范圍之內吧。”王檸說，難道自己的成員權益完全由村民會議決定？
北京浩天西安律師事務所律師、陜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協會理事趙婧向記者介紹，農村的土地權益主要涉及兩類，一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是宅基地使用權。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農村的土地權益以戶為單位來確認，而男性家長制在一些農村地區依舊盛行，婦女的家庭地位和話語權都受限，相應的權益自然被限制或被忽視。
“此外農村產權改革過程中，土地權益轉化是關鍵，而每個村集體的土地資源有限，也就是說一個村的產權轉化成果有限，那么在產權成果分配，即村集體經營分紅中，參與分紅群體越少，個體所得就越多，而婦女在農村地區的話語權和地位決定了她們必然會被排除在外。實務中為了規避法律，農村地區婦女土地權益被侵害多是以集體民主決策的形式來實現，比如通過村民會議制定產權改革及收益分配文件，限定外嫁女、離異女等女性群體權益就變成了村民自治的情形和事由。”趙婧說。
北京中征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曉霞經常遇到相關咨詢和案件，她提出，農村婦女在村民自治中往往處于劣勢地位，長期被排斥在村民自治組織決策權力之外，家庭戶主主要由男性擔任。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召開村民小組會議，應當有本村民小組十八周歲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組三分之二以上的戶的代表參加，所作決定應當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同意。而農村婦女作為弱勢群體，土地權益受到侵害時很難尋求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者，通常會被以“村民自治范疇”的名義公然剝奪。
村規制約使維權渠道受阻
今年7月，廣東省某農村土地被工廠租用，按理說每戶村民都可以分到田租，但李芳作為外嫁女被排除在外。
她在村民群里發了一段長長的話，大意是“村規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一種公平契約。如果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我不會在同意書上簽字，也不會出租自己的那份土地”。沒想到，父母看到信息后立馬勸她不要意氣用事，“村規都約定好了，你就應該遵守，你不遵守以后怎么跟村里人打交道，村里有什么好事也輪不上我們家了”。
李芳這才意識到，當一名農村女性為自身權益站出來抗爭時，除了要付出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外，還可能被整個村子敵視，甚至連自己的家人也不會支持。“想要改變現狀，面臨的挑戰太多了。”李芳懊惱地說。
趙婧對此表示理解，她認為，農村婦女維權，一是難在村規習俗的制約，女性是附屬于家庭及家庭里男性的這種傳統認知限制了婦女權益主張和維護，個體獨立存在受限的情形下個體權益無從談起。實務中，婦女的土地權益維權其實分為家庭內部維權和村集體成員權益主張，而家庭內部維權面臨的是否認婦女的夫妻共同財產權、繼承權，村集體維權面臨的是集體決議否認婦女成員資格。二是難在維權渠道受阻，農村婦女在向村集體主張權益時，有的法院可能以村集體收益分配系村民自治范疇，不屬于人民法院管轄范圍不予受理。按照組織法，村規民約及村民會議決議是由鄉、鎮的人民政府審查的。實務中，即使政府責令改正違法文件，村集體仍可通過集體決議、民主決策、村民自治的形式來抗辯。
“法律途徑維權受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村集體輿論壓力，近年來在實地調研時發現部分村集體會組織男性群體圍堵、阻止婦女維權，通過群體事件和輿情的形式來阻止相關機關受理婦女維權訴求。”趙婧說。
明確資格取得喪失等情形
如何為農村外嫁女的財產權益保駕護航？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聯合發布6件維護農村婦女涉土地合法權益行政檢察典型案例。案例顯示，對于農村婦女涉土地合法權益“案結事不了”“程序空轉”的案件，相關地方注重發揮行政檢察“一手托兩家”作用和婦聯組織機構分布廣、直接接觸群眾、信息掌握全面的組織優勢，切實解決農村婦女急難愁盼問題。
趙婧認為，除了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憲法、民法典、農村土地承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對外嫁女的財產權益保護均有相關規定，因此關鍵在于充分落實與執行現行法律規定。比如組織法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成員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撤銷，責任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這兩項規定如果能落實到位，實務中通過村集體決策排除婦女權益的問題就有可能解決。”
“還要加大婦女在基層社會崗位任職比例。基層社會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過程中，如果女性人數不足，那群體決策中的傳統固有認知的占比就不會改變，否認婦女權益的現象就很難得到改善。因此，在解決婦女土地維權問題過程中，基層社會治理應建立一個常態化認知——婦女享有與男子同等權利，讓婦女在具體事務處理和決策中發出聲音。”趙婧說。
在張曉霞看來，從遇到的情況來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通過村委會、鄉鎮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協調處理，基層人民政府一般會以“屬于村民自治范疇”為由不積極干預。司法救濟方面，通常面臨立案難、執行難等問題，權利救濟渠道不暢通。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要以健全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法律體系為核心，通過村民委員會、政府、司法協同推動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解決。
“在村集體層面，需要在政府監督下制定、修訂村規民約，刪除歧視婦女的條款，增加相應男女平等的條款，并報鄉鎮政府備案。鄉鎮政府要建立健全監管機制，對報送備案的村規民約進行合法性審查，嚴格履行好監督職責和責令改正義務。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絕大多數在于是否具有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進而享受村民權益，在法律層面，需要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喪失、恢復、保留的具體情形，同時在家庭承包土地的制度下，明確農村婦女在結婚、離婚、喪偶、改嫁等情形下，個人對土地使用權的分割權利。還要加強男女平等宣傳教育活動，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陳舊的性別觀念，增強農村婦女積極參與村級事務管理的意識。”張曉霞說。
（文中王檸 李芳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