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蕪湖市南陵縣家發鎮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深入學習運用浙江“千萬工程”經驗，實施鄉村CE0團隊運營鄉村的新模式，通過鄉村運營的方式發展現代農業產業，帶動當地集體經濟發展，實現農民增收，助力鄉村全面振興。圖為家發鎮聯三村瓜果種植基地內，鄉村CEO正通過電商直播銷售圣女果等瓜果。
人民視覺
城鄉融合發展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拓展高質量發展空間、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有利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重大改革舉措相繼推出，我國新型城鎮化取得重大進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效顯著，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程度穩步提升，城鄉發展協調性、平衡性明顯增強。
然而，城鄉收入差距有待縮小，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尚存壁壘，公共服務尚未實現均等化……這些困難和挑戰，深刻影響著城鄉融合發展進程。破題求解，還要繼續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
近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部署，提出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決定》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鄉村發展與城鄉關系研究室主任何安華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決定》提出“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這為新時期走好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加快構建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提供了科學指導。
“城鎮化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兩大引擎。從工業化到新型工業化，從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從農業現代化到鄉村全面振興，內容持續迭代更新，統籌戰略不斷豐富，順應了我國新時代新階段新征程的發展需要。”何安華說。
何安華分析，通過新型工業化帶動新型城鎮化，發揮工農互促作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為新型工業化提供場域、勞動力等發展空間，通過城鄉功能、產業等多個領域的互補，助力鄉村全面振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鄉村能夠為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提供要素支撐，消費市場的潛力才會不斷釋放。
“概括而言，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是城鄉融合發展的三維支撐，既統一于城鄉融合發展又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何安華說。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決定》進一步強調“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這體現了對新形勢下工農城鄉關系的深刻理解，遵循了工業產業空間布局客觀規律。
尹稚認為，新型工業化以創新為根本動力，創新源、市場以及相關人才培育均集中在城市。隨著工業清潔生產水平的提高、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工業產業空間布局不再局限于城市，而是逐步向城市外圍或交通走廊沿線擴散，形成溢出效應。作為連接城市和農村的樞紐，縣城將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擔起產業鏈中下游以及專業化、精細化生產的重任。這不僅為縣城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也為廣大農村地區開辟了多元化、非農產業發展新機遇。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村工業異軍突起、發展迅猛。然而，由于布局過于分散、生產方式粗放、生態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鄉村工業被政策引導入園、入區、進城。”尹稚表示，得益于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工業清潔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新型工業化與鄉村全面振興如今迎來了協同推進的歷史機遇，為實現城鄉融合、經濟多元化發展創造了條件。
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
在受訪專家看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關鍵在于改變農村要素單向流出格局，打通城鄉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
“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我們一度依托農業大國的優勢，靠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資本，靠農業土地和城市土地的價格‘剪刀差’為城鎮化積累資本。”尹稚說。
“以上模式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里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中國快速城市化階段趨近尾聲，這種基于價格‘剪刀差’的城鄉要素轉移方式已難以持續。”尹稚表示。
在尹稚看來，為保障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有必要且有能力針對價格“剪刀差”問題進行政策調整，建立更加合理的定價機制，確保城鄉要素之間的交易更加平等。
雙向流動是當前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是在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中。這種流動以人為核心，促進了主要生產力要素的雙向遷移。城市文明和科技擴散到鄉村，對于鄉村發展至關重要。
現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現象也體現了城鄉雙向流動的重要性。尹稚援引相關研究介紹，在城市擁有較長工作經驗，且在城市工業體系中擔任中層管理職務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成功率更高。他們可以將在城市中積累的先進工業理念、管理經驗及高效生產流程帶回鄉村，利用鄉村成本優勢組織生產活動，成為連接城鄉經濟的重要橋梁。
何安華認為，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關鍵在于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要打破農村資源要素向城市單向流動的格局，著力破除“人、地、錢、技、數”等生產要素流向農村的制度壁壘，更好地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應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動城鄉要素同權和要素市場完備。”何安華認為，要素平等交換的前提是要素的權能完善，要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使用者還權賦能，按照要素的貢獻獲得對價報酬，例如農民工進城務工要與城鎮戶籍勞動力“同工同酬同權”，城鄉土地入市要“同地同價同權”。
何安華提醒，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終究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要充分應用信息化數字化技術，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尤其是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規范化建設，為城鄉各類要素交易搭建平臺。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與雙向流動是融合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實現這一目標需長期努力，要妥善處理與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關系。
加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牢牢把握以人為本的重要原則，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新型城鎮化的上半場，國家重點解決的是農村已經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如何進城的問題。目前除極個別超大城市外，絕大部分城市已經實現零門檻落戶。”尹稚認為，如何確保進城后的新市民能夠留得下、過得好，并快速融入城市市民社會，是當下亟待解決的重點問題。
“新市民作為非戶籍人口，在保障性住房待遇資格方面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隨遷子女理論上已經擁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機會，但所能接受到的教育質量與戶籍學生存在差距，教育連續性和穩定性相對較差。”尹稚舉例說。
陳耀表達了相似的觀點：“隨著農村轉移人口加速融入城市成為常住人口，他們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如何與城市戶籍人口同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超大城市在這一問題上的表現尤為突出。”
為破解這一難題，尹稚呼吁深化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改革。他表示，這個過程可能不會一蹴而就，需要代際積累。從國際經驗規律看，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作為新市民進城后，到完全能融入城市市民社會且具備在城市社會里實現階層躍升的能力，需要1至1.5代人的努力。
對于上述難題，陳耀認為，應對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提供機制進行深刻調整。核心在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即無論戶籍所在何處，只要在某地長期居住并登記，即可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
《決定》強調，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此外，《決定》還強調，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
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韓俊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7月24日舉行的“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特別指出，現行政策是允許探索農民這“三權”自愿有償退出辦法的，但是一定要穩慎進行。
韓俊說，以宅基地使用權的退出為例，總的政策基調是，出臺這方面的有關政策一定要穩妥審慎，不能刮風。花個幾萬元就徹底買斷了，對農民的長遠利益未必就是劃算的，這方面一定要給農民留個后路，一定要為農民的長遠利益著想。
《 中國城市報 》（ 2024年07月29日 第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