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故宮的建筑之美，我們總會想到紅墻黃瓦，那些琉璃飛檐，描畫得精致的紋理圖案，還有各種走獸與背后的建筑黑科技。面對著這片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宮殿群，人們可以追溯建筑中梁柱的原產地，可以探索每一塊琉璃瓦的制作工藝，可以講述這座宮殿與光影的完美契合。然而，這些外在之美的核心聚焦于故宮的建筑理念，那些獨特的設計背后是政治的實用性與帝王的榮耀感的結合。

當我們翻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祝勇與攝影家李少白合著的《故宮建筑之美》，我們能看到從表象到內里，從故事到原理，故宮的建筑所透露出的美，在兩位作者的具象下呈現出怎樣的獨特之處。文字由祝勇撰寫，圖片則由有著“故宮攝影第一人”之美譽的李少白配置。書中遴選了故宮中有代表性的建筑，以文化散文的筆觸講述了其歷史淵源、建筑形制和審美功能，并細述了與之相關的人物、故事、歷史變遷，由此圍繞生命、權力、家國等主題做出了深邃而獨特的思考。

從元皇宮到燕王府

洪武十三年（1380年），年輕的燕王朱棣帶著徐達的愛女離開了南京城前往曾經的元朝大都北平。朱棣在北平的住所燕王府，早在朱元璋生出冊封兒子們為諸侯王的計劃時，就已經開始營造修建。歷史上對于朱棣燕王府的位置也是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燕王府在太液池西岸，元皇宮的西宮內；還有學者認為，燕王府就在元朝紫禁城的大內中。

據史料記載，燕王府的正殿叫承運殿，面闊十一間，次殿圓殿、存心殿，面闊皆為九間。在古代皇權社會的禮制中，十一間、九間的規制，只有皇帝才能享有，而王府的規格，最多只能在九間或九間以下，很顯然燕王府的規制已然僭越。這也成為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指控朱棣的把柄。

朱棣面對指責，曾自我辯解過，他說道，燕王府就是以前的元朝皇宮，他住在這里也是朱元璋的意思，二十年來他沒有修繕、擴建，所謂的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舊建筑。朱元璋當初讓朱棣住進這里，也是因為明初百廢待興，與其大興土木建造宮殿，不如直接把元朝故宮改做燕王府。對此，朱元璋還特別發過口諭：“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讓其他皇子不得效仿。

元朝皇宮的資料中顯示，太液池東邊的元朝大內正殿大明殿面闊十一間，太液池西邊的隆福宮和興圣宮的正殿，面闊只有七間。基本上可以判斷，朱棣燕王府的正殿承運殿就是曾經元朝天子上朝的正殿大明殿。元朝皇宮的正殿大明殿，大概就在今天紫禁城西路慈寧宮的附近。而元皇宮的三大殿則被朱棣改建為仁智、大善、仁壽燕王府三大殿。2016年故宮博物院在對慈寧宮花園發掘時發現了原燕王府仁壽宮的舊址，證實了嘉靖時期，為了供蔣太后居住，而拆除的仁壽宮就在慈寧宮下。

今天武英殿前那條彎曲的御河，就是曾經元朝皇宮的金水河，金水河上的三座青白石橋，也是后來燕王府的金水橋。雖然后來有修葺改建，這三座白石橋仍有一座保留到了今天，這就是武英殿東的彩虹橋，論起來這座橋算是元代的遺物。

從燕王府到紫禁城

靖難之役奪取皇帝之位沒幾年，朱棣就有意遷都回北京，至于為什么要遷都，史料中并沒有記載，康熙皇帝就曾翻遍《明太宗實錄》沒有找到一字記載，作者也并沒有猜測，而是將重點放在朱棣日后的行為上，理解朱棣為什么不留文字記載。明初曾修建南京、鳳陽兩座都城，且鳳陽勞民傷財后還以爛尾結束，對于剛奪取政權的朱棣來說，此時又要修北京城，朝臣的反對是必然的，這還會影響到他執政的根基。

朱棣營造紫禁城的工作采用的是迂回策略，他以燕王府作為自己北狩的住所，開始了“修補”工作。朱棣又總是親征韃靼和瓦剌，住在北京的時間越來越長，督造紫禁城的意思也越來越明顯。元朝的舊宮殿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大規模拆除，唯獨燕王府被朱棣留了下來，為了保存燕王府紫禁城只能整體橫移。燕王府西側為太液池，西邊沒有空間了，新宮殿只能往東移。于是，工匠們在北京這塊土地上重新尋找中軸線，在燕王府東側150米處，落了根，成為后來的紫禁城。

新中軸線的確立，也讓燕王府的舊三大殿成為紫禁城西路的主要建筑。為了與東路的文華殿對稱，在燕王府三大殿的南邊又加蓋了一座武英殿。如果細看武英殿，人們也會看出端倪，武英殿門口離內金水河實在太近了，在布局上顯得有些局促。

中軸線的東移，讓燕王府成為西路宮殿組，更是錯開了元朝皇宮，讓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皇宮營造理念，重新回歸到農耕民族坐北朝南、靠山依水的營造理念上。

從內朝到外朝

北京故宮的建設，也是以三大殿的架構為主，沿著中軸線向兩側擴張，并把舊元朝皇宮、燕王府等建筑群容納其中。作者將史料中營造的禮制與實際建筑結合，講述在故宮中傳統理念的運用與創新。

故宮這種一路承襲的布局，究其根源要追溯到周代確立的宮殿制度，在《周禮》《禮記》《儀禮》中都有“天子諸侯皆三朝”的說法。書中作者通過各種傳統理念細講這種被稱為“三朝五門”的布局制度，按照陰陽的布局，外朝為陽，內廷為陰，奇為陽，偶為陰。在這種理論下，外朝建筑布局多用奇數，而內廷建筑多用偶數，比如三大殿、東西六宮等，奇數偶數也分別代表著工作和生活。

“三朝”指的是三個不同的行政區域，外朝、燕朝，分別舉行大規模禮儀性朝會、日常議政朝會和定期朝會。而將其分割出來的“分割線”則是五座大門，明代五門為大明門、承天門、端門、午門、奉天門；清代的五門為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和乾清門。

劃分出不同的區域，用門樓相阻隔，等級因距離而拉開，形成了制度上的儀式感。作者在書中舉了個例子，以明朝為例，朱祁鈺登基那天，文武百官在奉天殿（太和殿）跪聽即位詔書。聽完詔書官員們就開始往外走，然后到承天門（天安門）外，等待詔書在這里頒行天下。宮內這邊，詔書被儀衛官護送出午門，放在龍亭內，衛士抬起龍亭跟在皇帝的御仗后面，出午門、端門，登上承天門。

承天門外金水橋上跪滿了官員，再聽一遍詔書后，宣讀官將其放入禮器中，緩緩從城樓上降下詔書。城樓下的禮部官員，將詔書再放回到龍亭里，并護送至位于大明門東側的禮部，刻板印刷，而后頒行天下。這樣一套過程，就是從內朝到外朝的全過程，除了重要的政令由此發行到全國外，日常的親民諭旨也是由此發出。每月初一，被選出來的地方德高望重的老人會站在金水橋南等候皇帝諭旨，諭旨多是為了表達親民重視務農，防災防盜等日常慰問。別看這種諭旨沒什么新意，但即使是嘉靖、萬歷這種多年不上朝的皇帝也不敢怠慢。

從大明門進入皇宮的領域，再到承天門、端門、午門、奉天門，這一步步腳印塑造出了故宮這座宮殿群的儀式感和威嚴感。當我們感慨故宮的建筑，去拍攝那些大殿廣場、屋角飛檐時，才能體會到故宮美的根底，就是來自對古老禮制與儀式的認同與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