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陵城西有座清涼山，山下有座掃葉樓，為明末“金陵八家”之首龔賢（字半千）的隱居終老之地。龔賢于此“葺半畝園，栽花種竹”，過著授徒課業、鬻畫賣字的生活。世人常以“黑白”論龔賢，“白”指龔賢簡筆一路山水畫，皴、色皆很少用，固有以線為骨、計白當黑之優長，但這并非龔賢的“主打產品”。代表他最高水平的還是“黑龔”一路積墨山水，作品凝重渾厚，氣象高華。近現代擅用積墨的大家黃賓虹、李可染無不從“黑龔”取法遂有大成。

我曾多次去南京，卻從未去過清涼山，直到前不久，在去滁州的高速路上臨時決定拐道去清涼山補缺。到達目的地，眼前是牌坊式三拱門，中鏤“清涼山”三字為龔賢集字。有“石頭城遺跡”“崇正書院遺址”等碑示置列大門左側。一進山門，即瞥見掃葉樓舊址，樓前有臺階數十級，落葉鋪道，仿佛好久未“掃葉”。仰頭見一翠竹、棕櫚和松樹夾道的圓拱門，上刻“古掃葉樓”。一面以龔賢山水畫浮雕為背景的墻體前立其全身石像一尊，為整塊太湖石雕成，手法抽象，不求形似卻也傳神。再經一道菱形門，便進入掃葉樓靠里的位置了。

從掃葉樓下來，即去古崇正書院。書院始建于明嘉靖年間，后毀建多次，目下為1980年重修。“崇正”二字取文天祥“天地有正氣”之意，為明朝中后期一座著名書院，曾培養出不少人才。倘只能舉一位書院的“杰出校友”，則非南京首位狀元、泰州學派（由王陽明弟子王艮創立）思想家焦竑莫屬。焦竑23歲拜書院創始人、學者耿定向為師，志始有定，后學業有成，被授書院學長，開始登臺講學。耿定向推崇儒家正統學說，因晚明“陽明心學”出現分化，對既有儒學體系構成嚴峻挑戰，耿定向遂把崇正書院設為踐行“崇正學，迪正道”的辦學場所。

龔賢、焦竑隔代約80年，前者為明末清初大畫家，后者是明朝中葉大學者，曾于清涼山留跡或長住。但這并非本文動筆的主因，我通過此次過訪，結合對二人詩文、書畫和傳記的讀覽心得，發覺于“為人”和“交游”方面，二者皆有不拘格套、胸襟坦蕩的神似之處。況且，由他們牽帶出來的與清涼山結緣的精英人物著實不少，雖不可勝覽，卻是可以記上幾筆的。

二

明亡之際，龔賢的文人氣節雖為復社（明末政治、文學團體）看重，但復社還是因龔賢的交友而拒不接受其入社。龔賢和同門師兄楊文驄為好友，楊文驄的妹夫馬士英名聲極差，為南明弘光朝首輔。龔賢既與楊文驄交好，又見馬士英畫得一手好畫，遂不惡之。或有人要問：龔賢此舉有否政治投機或攀附權貴的可能？我以為無此可能。何以見得？不妨讀龔賢《云峰圖》上的題詩：“晚年酷愛兩貴州（楊文驄、馬士英均為貴州人），筆聲墨態能歌舞”，落款“甲寅年”，即1674年。此時距馬士英死去已多年，對他的評價早已蓋棺論定，龔賢卻絲毫不避諱曾與馬士英過從，還對“兩貴州”的畫贊不絕口。或許龔賢看人的眼光不夠老辣，但他不矯飾、不虛偽，更不“因人廢畫”，足見其心地單純。

再談談龔賢和孔尚任的結交。隱居清涼山的20年，龔賢除畫畫、授課外還對清初的文學作出過貢獻，主要體現在孔尚任寫《桃花扇》這件事上。寫這部傳奇劇本之初，孔尚任各方面都準備不足，因他所著力表現的時代背景已過去半個世紀，故事發生時孔尚任尚年幼，未曾在南京生活過，對相關人物均不熟悉。而孔尚任心氣很高，抱持“有憑有據、實事實人、確考時地、全無假借”的寫作宗旨，力圖再現當年的歷史風云，所以只能“四處跑素材”，尋訪明末遺民和相關知情人。

龔賢曾于1687年參加過孔尚任召集的“春江詩社”活動，對孔尚任一向抱有好感。所以，當孔尚任提出要到清涼山“采訪”他時，一向與人落落寡合的龔賢欣然應允。據載，這對忘年交（龔賢年長孔尚任30歲）進行了長時間交談，龔賢把所知所歷的一切娓娓道出，一直聊到天擦黑孔尚任才依依作別。那這次“采訪”對《桃花扇》的完稿起到什么作用？我以為，一是“楊龍友”這個人物是其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這應大半歸功于龔賢；二是明亡前的復社往事、秦淮風月、各色人等，龔賢皆爛熟于胸，這對孔尚任的寫作大有裨益。

不想經此一別，二人卻成生死之交。龔賢這位“百苦無一樂，到老尚謀生”的底層文人畫家，橫遭當地土豪強索字畫而一病不起，不久便含恨九泉。龔賢窮苦，喪事葬資均無著落，重情重義的孔尚任遂出面為之“經理后事，撫其孤子，收其遺書”，遺柩歸葬龔賢故鄉昆山，令“一時故老，皆感高義，泣下沾巾”。

三

前文提到，焦竑屬泰州學派學者，他篤信李贄（號卓吾，亦屬泰州學派再傳弟子，曾接受邀請于清涼山講學）學說。焦竑中狀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后因直言犯忌被彈劾。他雖喜結交，能推心置腹者唯有被時人目為“異端之尤”的李贄。李贄批判程朱理學，揭露假道學的虛偽，樹敵頗多。后被萬歷皇帝下令逮捕，獄中他以一把剃刀自盡。

焦竑中舉人時與李贄相識，他們常在一起促膝共談、切磋學問，引彼此為知己，結為終身摯友。后來李贄辭官，常與人發生學術爭論，身邊幾無同聲氣的學術伙伴，唯焦竑不避嫌疑，不怕受連累，跳將出來支持李贄。尤為難得的是，在李贄眼里焦竑之師耿定向的學術是偽道學，李贄還公開了寫給耿定向的七封信，對其不留情面地加以批駁，震動了當時的思想界。這讓焦竑處于十分為難的境地，一為當下知己，一為昔日恩師，倘言不由衷游離學術本位，或在人情世故上“攪個稀泥”，極可能開罪雙方。可焦竑一點沒猶豫，在耿定向對他發出“勿為異端所惑”的警示后，依然堅定地站在“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立場上，公開宣稱“篤信卓吾之學，以為未必為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門第二席”，這是何等率直的性情、坦蕩的人格！

李贄勤于著述卻刻不起書，焦竑為之籌集經費，刻成數十卷并作序推廣。而李贄不愿示人的著作，也都先交焦竑過目。從這一點即可看出，被人視為傲誕不羈、目空一切的李贄，對于有情有心之人也能做到以禮相待、以誠相處。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李贄生前安排后事，特意交代墓碑須由焦竑題字。他死后，焦竑遂其愿，書“李卓吾先生之墓”勒碑。

這里還要提及焦竑的學生徐光啟，他也曾到清涼山講過學。徐光啟19歲考上秀才后5次鄉試不中，所幸他的第6次考試得遇命中貴人——副主考焦竑。只是不經意地從初審淘汰的考卷里，抽出徐光啟的卷子重閱，焦竑便擊節賞嘆“此名世大儒無疑也”，當即力排眾議，拔徐光啟為頭名解元。可見焦竑的獨愛真理、不徇私情、慧眼識珠，實屬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品質。

龔賢曾在文中寫道：“清涼山上有臺，亦名清涼臺。登臺而觀，大江橫于前，鐘阜橫于后。”是啊！倘登高覽勝，物情勝景，六朝風月，一時齊襲眼底。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除這些名士外，湯顯祖、袁宏道、馮桂芬等名家也曾于清涼山各書院參與講學或研討活動。每每想起他們曾嘯傲于斯而致云合聲應，我對清涼山的觀感，遂不限于“山林”，而以一片茂密的“學林”看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