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通過音符、旋律、節奏等元素，在時間的流程中表達情感、描繪畫面，具有很強的抽象性，為聽眾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作為一種無需翻譯的通碼藝術，音樂能夠讓全世界的人理解，展示音樂的魅力，還會引發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濃厚興趣。

眾所周知，音樂是一種時間藝術，它通過音符、旋律、節奏等元素，在時間的流程中表達情感、描繪畫面，具有很強的抽象性。這種抽象性，為聽眾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每個人的生活經歷、學習背景、人生感悟以及所處社會環境不同，對音樂的感受和想象也各不相同，而這恰恰是音樂的魅力所在。

作為一種無需語言的藝術形式，音樂能連接不同膚色、語言的人們，架起理解與包容的橋梁。在中俄建交70周年慶祝大會暨文藝演出中，中央民族樂團與俄羅斯民間樂團藝術家們同臺演出，將俄羅斯的巴揚、三角琴、合唱團、民間舞蹈和中國傳統的笛子、琵琶、二胡等樂器融為一體，產生了奇妙的音響效果和舞臺呈現。雙方音樂家無需語言，愉快地用音樂交流溝通，彰顯了音樂跨越國界的橋梁作用。

作為一種無需翻譯的通碼藝術，音樂能夠讓全世界的人理解，展示音樂的魅力，還會引發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濃厚興趣。我曾指揮俄羅斯馬林斯基劇院交響樂團與管子演奏家韓雷一起演奏作曲家趙季平創作的《絲綢之路幻想組曲》，引起了俄羅斯同行的極大興趣。管子是典型的中國樂器，在唐代非常著名，是宮廷音樂中的領奏樂器，相當于我們現代交響樂團的“首席”。它的音色獨特，曲調時而高亢、時而悲涼，表現力十分豐富。與西方木管樂器的波姆系統不同，中國的管子是自然開孔。復雜的波姆系統，擴大了樂器的音域，令樂器能夠演奏半音階，可以說西方木管樂器能夠自如順暢地吹奏出所有的音調。自然開孔的管子，理論上只能吹奏自然音階，碰到復雜的調性或音程關系，要通過半開孔或者用哨子控制才可以演奏。在那次的演出中，看似簡單的管子演奏出了具有濃厚特色的音樂，令外國音樂家感到非常新奇，他們展開了對管子這一中國樂器的探究，將對音樂的欣賞，進一步延展到對中國歷史和傳統的學習和了解。不僅如此，許多中國音樂家在海外演出結束后，都常會被當地藝術家和聽眾包圍。通過為當地人作示范，介紹民族樂器制作起源、工藝，他們也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載體。

這里還想著重說一說交響樂。作為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交響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留給人類藝術寶庫的傳世經典不計其數，其表現力的豐富和藝術價值的深厚毋庸置疑。一代代中國藝術家在創作實踐中，借鑒和運用西方優秀的藝術表演形式，為講好中國故事作出了有益探索。20世紀60年代上海音樂學院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就是巧妙借鑒西方藝術形式，并結合中國民間音樂如越劇唱腔里的哭腔、滑音音調而創作的經典作品。這部作品不僅展現了交響樂和小提琴獨奏的渾厚表現力，其曲調和演奏技法還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長盛不衰。每次在海外巡演中向西方聽眾介紹時，我們稱之為《蝴蝶之戀》或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它不僅是一個頗受歡迎的曲目，還講述了一個美好的故事。

什么樣的交響樂能夠講好中國故事？人民大眾喜愛與否，是檢驗作品好壞的標準，好的交響樂作品必然應是藝術性、技巧性和可聽性的完美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交響樂創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我們在探索創作道路時也遇到了瓶頸，比如，關于可聽性的問題，交響樂之所以豐富、表現力強，是因為它不僅有簡單的旋律，還可以通過復雜的作曲技法（如曲式、和聲、配器、復調等）把簡單旋律擴展架構成一個極其豐富的交響樂作品，這就是交響樂的魅力所在。但是，如果一味追求技法技巧，或者追求所謂的現代藝術、過于學院派的東西，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這也導致了一些作品雖然體現了極高的技法技巧，卻并不能被普通觀眾接受，在一輪演出后就不再出現在舞臺之上，令人惋惜。

可喜的是，近幾年，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一批貼近百姓生活、反映中國人民情感和時代精神的優秀中國交響樂作品，受到觀眾認可，在弘揚中國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作曲家張千一為深圳市創作的交響套曲《我的祖國》，不僅技術性強，還展現出中華大家庭的深厚情感。作品以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為基調，共七個樂章，吸納不同地區特色的民歌音調作為素材，帶領聽眾領略不同民族文化色彩斑斕的風情，給人身臨其境之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純音樂作品。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駱駝祥子》也是一個成功的創作案例，該劇作曲家郭文景便是采用西方正歌劇的模式，講述了一個中國百姓耳熟能詳的故事，情節感人，音樂動聽，作品中直指人心的力量和濃郁的中國韻味深深感染了歌劇故鄉意大利的觀眾：該劇曾受邀在都靈、米蘭、帕爾瑪、熱那亞、佛羅倫薩進行為期13天的巡演，濃厚的東方韻味為當地觀眾帶去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體驗。

音樂是世界都聽得懂的語言。我相信，在平等、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音樂語言和元素，創新藝術表現手法，利用交響樂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不失為讓世界了解、認可和尊重中國的一個非常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