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場以傳統村落保護和鄉村振興為議題的論壇，在安徽省安慶市潛山市五廟鄉程沖村的田間地頭開展。該論壇已連續多年在北京和潛山兩地依次舉行，搭建了城鄉溝通的橋梁，為鄉村發展拓寬思路，凝聚力量。而論壇舉辦的緣分，還要從一場“陪伴式”規劃說起……
拉上馬：
空間改造以村民利益為主體
時隔3年，中國城市報記者在潛山又見劉琳時，她已剪了利索的短發并進行了燙染。比起3年前，劉琳多了幾分時尚感，仿佛這就是她鄉村生活新姿態的展現。
3年前，在第三屆“傳統村落保護暨鄉村振興——潛山·北京兩地論壇”上，中國城市報記者第一次見到劉琳，那時她已經當了近4年鄉村規劃師。
2017年起，在潛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中規院（北京）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等多家機構組成聯合團隊，在潛山市龍潭鄉萬澗村開展傳統村落保護利用暨鄉村振興試點。當時，從四川大學讀完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劉琳入職中規院（北京）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成為一名駐村規劃師。從崗位名字可以看出，她的工作與其他規劃師有所不同，并非做幾次調研、寫幾個方案、畫幾張圖就大功告成，而需長期駐扎鄉村做規劃。
“我們以‘陪伴式’規劃的形式，在鄉村產業培育與反哺、傳統建筑改造與合理利用、傳統文化傳承與活化等領域展開了多項有益嘗試。”劉琳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規劃師們不僅有著古建筑維護和環境改造的任務，更肩負著讓古村落煥發新生機的使命。
這位城里來的規劃師，一開始有些“水土不服”。“當時看到田野上有個石頭砌成的圓臺，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圖紙上沒有它，要超預算。”劉琳回憶說。
近7年下來，劉琳已經變成了村里人人熟悉的“新村民”，她的思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鄉村規劃與城市規劃有所不同，其中有土地的復雜性、產權所屬的復雜性、人際關系的復雜性。”
因為復雜，在這條路上，劉琳經歷了無數次自我思維的碰撞，還有和后方設計團隊間的“碰撞”。此前團隊沒有把地處偏遠、年久失修的芮家老屋納入改造范疇。“我能理解這是從理性規劃的角度出發。然而，在鄉村的發展中，我們還需要充分考慮到鄉村的歷史文化價值、村民的情感寄托等諸多方面。”劉琳說，“芮家老屋是村民情感的紐帶，對于年邁行動不便的老年人來說，它還是一個極為難得的養老空間，村民對于修繕改造它的意向較為強烈。”
在這場激烈的思想交鋒中，劉琳最終獲得了勝利。從結果來看，她的堅持是正確的——經過修繕的芮家老屋變身鄉村老年活動的空間，不僅成為鄉村養老的溫馨港灣，更成為收藏鄉村記憶的“博物館”。
在劉琳看來，鄉村規劃融合了人文、社會和科學，只有深入了解村民的需求，將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繪制出真正適合鄉村發展的美好藍圖。“我們的規劃是在田埂上構思出來的，是在和村民的閑聊中完善的。”
如今，不僅芮家老屋得到了專業修繕，老屋旁的作坊、繡樓也將被改造成民宿，成為支撐當地鄉村旅游發展的一部分；村里還增添了很多供孩子游玩和老年人活動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新的空間聚集了人氣，各類活動信息都能在此匯聚交集。
“鄉村規劃項目開始于空間的更新改造，但其持續生命力根植于人們長期在此的互動和生活。”劉琳說。
扶一程：
產業培育關注本地人幸福感
思維發生變化的不僅有劉琳，還有她的領導曹璐。曹璐是中規院（北京）規劃設計有限公司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此前做過大量的鄉村中觀研究。“鄉村項目不能僅僅停留在空間改造層面，而要關注村民的經濟收入等實際問題。”曹璐說。
在實踐中，面對楊家花屋、楊家老屋等建筑體量大、投入資金大，但產權關系又極度復雜的傳統建筑資源，駐村團隊提出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平臺，充分動員村社發展以地緣、血緣和宗族為紐帶的“團結經濟”，解決產權及人的調動問題。
2018年6月，合作社相關事宜正式啟動，村民可以用房屋、土地、山林和現金等方式入股。而后，在近3個月的時間內，無論是在鄉的還是外出務工的村民，他們都圍繞著合作社的事進行討論，大家各抒己見，為合作社的未來出謀劃策。同年8月，合作社正式成立。
村里發生變化，傳到了在外務工的萬澗人的耳朵里。芮品高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外打拼了大半輩子，但心中一直留有鄉村情結。得知家鄉發生的變化后，他義無反顧地決定返鄉，擔任合作社理事長。
將棄耕農田復墾種植金絲皇菊、開展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經營一處青年旅舍……合作社的這些舉措不僅為鄉村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為村民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一切似乎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新的情況——合作社收入增長陷入了瓶頸。“到了一個數字后，再想突破就很難了。”這令曹璐壓力倍增。
直到有一天，曹璐在與村民們的深入交談中發現了一個被忽視的真相。“對于本地村民來說，經濟收益的增長固然重要，但他們對產業的期待遠不止于此。”曹璐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村民最渴望產業發展能為他們帶來一種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幸福感，而僅非大額的經濟回報。為此，她也呼吁，發展鄉村產業要多從鄉村的視角、村民的視角去看待問題，而非單一地追求數據增長。
“合作社經濟回報雖然難以實現規模化生產的能力，但創造了較多的工作崗位。在文化方面，集體性文化活動及個體生命歷程的記錄，對于彌補村落文化匱乏而言，均是極為有效的方式。”曹璐說。
送一段：
文化活動激活村民內生動力
在項目規劃和起步階段，駐村規劃師往往能陪伴它成長；一旦規劃師離開，項目又該如何持續運營、繼續發展？
劉琳告訴中國城市報記者，萬澗村的項目到了成熟階段，自己已經“退居幕后”。鄉村項目可以通過強化本土組織能力、建立長效機制和加強外部合作等方式，實現持續運營和發展。
“這次回來，是為了準備明年‘村晚’。”劉琳說，“村晚”已舉辦多屆，由萬澗村300余位村民自發、自辦、自編。通過參與籌備和參與演出，村民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和能力。
在萬澗村的微信公眾號“回味鄉愁”里，中國城市報記者看到了許多村里的精彩瞬間：除了“村晚”外，還有傳統花燈節、書屋公益活動，甚至有村民們自己創作的散文、詩歌……曾經寂靜的“空心村”如今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都有了較為旺盛的人氣。
劉琳的體會是，在談及鄉村振興成果時，人們往往會將目光聚焦于返鄉人才的數量。但對于那些區位條件和資源相對欠佳的村落而言，在鄉人才實際上才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主力軍。
“鄉村的發展離不開村民的積極參與和努力，他們是鄉村土地的主人，對鄉村的感情最深，最了解鄉村的實際情況。只有充分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讓他們參與到鄉村規劃、建設和管理中來，才能實現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在劉琳看來，公共事件、公共空間、公共勞動是激發村民命運共同體的有效方式。“理解人與一個地方的連接，注重一個地方里人與人之間相互支持的網絡，并采取合適的措施讓支持網絡可以持續有活力，這是‘陪伴式’規劃的重中之重。”
《 中國城市報 》（ 2024年11月11日 第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