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甘肅省隴劇院創排的隴劇《大河東流》在京演出。該劇以抗戰歷史、黃河文化為背景,再現蘭州人民用羊皮筏子運送抗戰物資的歷史場景,深情演繹黃河兒女的英雄氣概和家國情懷。該劇還在甘肅高校巡演,成為大學生美育和思政教育的生動載體。
隴劇原名“隴東道情”,起源于甘肅環縣一帶的皮影戲,是在吸收當地民間音樂,結合道情皮影演唱方式等戲曲元素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甘肅省獨有的戲曲劇種,被譽為“隴上奇葩”。1959年,《楓洛池》的編演使隴東道情從實踐上具備了較完整的舞臺藝術規模,隴劇也由此得以正式命名并成為甘肅地方戲曲代表劇種。2006年,經國務院批準,隴劇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此后,被稱為“隴劇三部曲”的《官鵝情歌》《苦樂村官》《西狹長歌》相繼問世并晉京演出,以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濃郁的地方特色,在全國范圍內受到關注。
《大河東流》是甘肅省隴劇院推出的“黃河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這部劇在保留隴劇傳統風格基礎上進行了創新,特別是在音樂創作方面,對隴劇的傳承發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大河東流》音樂豐富多彩。在唱腔上,一唱眾幫、隴韻濃厚的“嘛簧”是隴劇最具特色的標識之一,該劇以傳統“嘛簧”為創作唱腔的基礎,編創出了多聲部“嘛簧”新唱法,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演出現場,由40多人組成的幫唱隊分聲部演唱“嘛簧”,在增加劇目音樂厚度的同時,提高了人物情感表達層次、增強了作品表現力,使故事情感的傳播、共鳴得到強化。在音樂結構上,該劇以傳統隴劇基本板式結構為骨架,如貫穿全劇的“彈板”“飛板”“散板”等,還巧妙結合其他優秀成熟劇種中的板式結構,如借鑒京劇現代戲的“上板”“搖板”等板式結構。多樣的板式隨著故事情節、人物性格和情緒的推進而不斷變化,與唱腔和伴奏銜接得當。表演程式上,演員在演唱過程中以隴東秧歌和地游子等表演形式為身段基礎和表演手法,又融入環縣道情皮影戲元素,以精湛的演技和優美的唱腔將劇中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
甘肅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紅色文化資源豐富,隴劇《大河東流》是對甘肅紅色文化的一次深入挖掘。據史料記載,在整個抗戰時期,地處戰略大后方的甘肅遭日軍空襲轟炸共71次,炸死炸傷平民1426人,炸毀房屋2.4萬余間。金城蘭州黃河邊上的筏客子們,用原始簡陋的羊皮筏子和自己的血肉之軀,向抗戰前線輸送了無以計數的戰略物資,寫就了一段“羊皮筏子賽軍艦”的不朽傳奇。該劇主創團隊深入挖掘蘭州抗戰歷史資料,將目光聚焦在黃河邊上的蘭州筏客子這一群體,通過他們在民族危亡之際的愛恨情仇,以小見大地展現出蘭州大后方群眾的家國情懷,詮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
該劇人物飽滿,劇情緊湊,戲劇沖突層層遞進,主旨呈現水到渠成。劇中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闡釋,是通過朱槐花、王寶山、婆婆劉楊氏等主要人物的思想轉變自然而然地進行的。如劉記筏子棧女掌柜朱槐花的丈夫在貨源爭奪中喪命,她因此與王記筏子棧掌柜結下仇怨,憑一己之力獨掌劉記筏子棧。她精明能干,能夠識破軍閥奸商謀奪碼頭的陰謀詭計,但是當兒子劉金城勸說她國難當頭,要放下個人恩仇,與王記筏子棧聯手扎聯排大筏共同運送抗戰物資時,依然覺得“抗戰打仗是官府的事”“我們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就在他們爭論之際,傳來自家的貨物、羊皮筏子、筏客子在運貨途中慘遭日寇飛機襲擊的噩耗,這使朱槐花不得不開始思考自己的選擇。隨后,兒子金城在日軍空襲中失去生命,她徹底醒悟。面對家園被毀、失去親人的傷痛,筏客子們同仇敵愾,他們的家國情懷在層層遞進的戲劇沖突中得到升華。無論是朱槐花與金城爭論時的對手戲,還是朱槐花痛失兒子時的哭戲,都深深感染了觀眾。
隴劇《大河東流》注重弘揚黃河文化、地域文化,整部作品可以說是對濃郁黃河風情的一次集中展示。如在舞臺上出現的中山橋、水車、羊皮筏子、太平鼓,盡顯蘭州古樸風情;牛肉面、灰豆子、甜醅子,展現了蘭州飲食特色。臺詞中運用了大量蘭州方言,演員對白中更是融入了蘭州地方特色俗語、俚語,“攢勁”十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劇插入了極具甘肅地域特色的“花兒”,這在隴劇中尚屬首次。“花兒”是流傳于我國西北地區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原生態民歌,因歌詞中將女性比喻為花朵而得名。“花兒”本是心上話,是農民農閑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的方式。該劇在嘹亮通透、直擊人心的“花兒”聲中拉開序幕,引人入勝。劇中,娶親一幕對“花兒”的使用更是神來之筆,恰如其分地詮釋出年輕人娶親時的喜悅與激動,在展現地方風俗特色的同時豐富了作品的音樂語言。而在“祭河神”一幕中,蘭州太平鼓的運用起到了點睛的作用,臺上演員隨著隆隆鼓聲起舞,體現了筏客子對黃河的敬畏和尊崇,更彰顯了民族危難時中華兒女的民族大義與擔當。這些元素的融入是對甘肅地域特色音樂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大河東流》通過生動的舞臺呈現,將甘肅的地域特色、歷史文化與時代精神緊密結合,主題深刻、情節設置精巧,演員表演精湛,不僅觸動了觀眾的心靈,也為隴劇這一地方戲曲形式走向全國帶來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