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現有的立法規制，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靈活就業人員的合法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

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吳立洋 上海報道

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靈活就業人員數量不斷增加，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靈活就業人員在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這不僅影響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也制約了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是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現實需要，更是推動社會和諧穩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本次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賈宇提出了關于修訂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議案，并就相關內容接受了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記者專訪。他表示，加強靈活就業人員合法權益保障是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生活、促推社會和諧穩定的現實需要，是強化平臺企業責任、推動平臺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公平就業、增強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

在本次專訪中，賈宇還結合上海法院在司法審判、涉外法治、法治化營商環境等多方面的工作實踐，進行了深入闡述。他總結了過去兩年上海法院的工作成效，分享了未來的工作規劃，并詳細介紹了上海法院在推動司法改革、服務國家戰略、保障民生權益等方面的創新舉措和實踐經驗。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賈宇 受訪者供圖）

以下為本次專訪全文：

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立法完善與司法實踐的雙重探索

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以下簡稱南財）：我們關注到，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您今年提出了關于修訂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議案，加強靈活就業人員合法權益保障，能否介紹一下提出這個議案有怎樣的考量？司法實踐中是否有一些案例反映出這類問題？上海法院如何做好涉靈活就業人員的司法保障？

賈宇：加強靈活就業人員合法權益保障是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生活、促推社會和諧穩定的現實需要，是強化平臺企業責任、推動平臺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公平就業、增強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提出這一立法議案，既是基于對當前經濟發展和就業市場的觀察，也是基于對當前勞動者權益保護痛點的思考。

隨著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和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人員數量不斷增加，已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無論是從現有的立法規制來看，還是我們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來看，靈活就業人員的合法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因此，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我提出了這一議案。

目前，我國《勞動合同法》主要針對傳統就業方式，難以適應靈活就業的特點和需求，大量靈活就業人員面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保率低、勞動關系認定困難等問題，導致靈活就業人員在勞動報酬、勞動時間、社會保障、勞動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權益保障不到位，不僅影響了靈活就業人員的切身利益，也制約了數字經濟、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因此，修訂《勞動合同法》以加強靈活就業人員合法權益保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遇到了不少案件涉及到這類問題。比如，有的外賣騎手“被外包”，有的“被簽訂”自然人服務合作協議，當工作中出現受傷等情況主張權益時，用工平臺或企業常常以此否認彼此存在勞動關系，影響了靈活就業人員維權保障。

透過司法案件反觀社會現實，根據前期的調研，以平臺經濟為例，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一是外賣騎手收入分成不透明，工作時間較長。目前外賣平臺的派單機制和計費規則較為復雜，部分外賣騎手收入被分包商抽成、勞務外包公司截留，收入分成比例不透明，影響靈活就業人員收入。同時，為維持生計或提高收入，靈活就業人員長時間、高強度工作，影響身心健康，亦對道路交通造成安全隱患。收入分配的不透明和高強度勞動，共同加劇了騎手群體的生存壓力，亟待通過修訂相關法律進一步保障靈活就業人員勞動報酬、規范工作時間。

二是社會保險體系覆蓋不足，靈活就業人員大多需自行繳納五險一金。因收入不穩定，實際參保比例較低，靈活就業人員缺乏基本保障。首先，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主要適用于傳統勞動關系，未能有效覆蓋靈活就業人員，導致該群體在醫療、養老等方面存在較大風險。其次，部分外賣平臺雖強制要求騎手購買商業保險，但商業保險費用由騎手自行承擔，增加了其經濟負擔。由于成本考量，騎手往往選擇理賠金額最低的保險，導致保障范圍有限，難以有效應對意外事故對自身及第三方造成的經濟損失。在此情形下，亟需通過立法的方式進一步明確規范社會保險的繳納主體、保障范圍、繳納責任等，切實維護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

三是收入模式單一，缺乏多元化激勵機制。相比域外地區采取的預約費、任務獎勵等多元收入模式，中國大陸靈活就業人員的收入仍以按單收費為主，穩定性較低。當前平臺經濟尚未形成長期可持續的收入保障體系，缺乏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的保障與培訓支持，導致部分靈活就業人員處于低收入、低保障的狀態。平臺經濟下的靈活就業人員缺乏多元化收入保障，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健康問題或市場波動，即可能面臨經濟困難。

四是法律法規體系不完善，權益保障缺乏剛性約束。現行勞動法等法律法規對于平臺經濟下的新型就業模式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導致靈活就業人員維權困難。部分靈活就業人員在工作過程中遭遇工傷或其他與平臺企業之間的糾紛時，難以通過現有法律途徑獲得有效救濟。由于法律法規對靈活就業人員的保障措施較為分散，亟需通過專門立法，統一規范相關權利義務，保障靈活就業人員享有基本權益。

去年，上海法院審結涉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勞動爭議案件1223件。司法實踐中，上海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努力做好涉靈活就業人員相關案件的司法保障，比如，涉外賣騎手勞動關系糾紛案中，根據實際用工情況認定騎手與平臺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破除以連環外包等隱蔽手段規避用人責任的“障眼法”，助推勞動市場規范有序發展。此外，我們發布了《關于司法服務保障穩定就業的實施方案》，會同市人社局等部門出臺了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調解工作意見，不斷健全完善聯動機制，搭建調解平臺，形成工作合力，著力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合法權益。

接下來，上海法院將繼續緊盯就業這個基本的民生，聚焦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各類勞動者權益保障，依法妥善審理好新領域新類型勞動爭議案件，持續加大相關糾紛調解，加強普法宣傳，推動更多勞動爭議糾紛源頭實質化解，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

法治化營商環境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護航新質生產力發展

南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上海法院是如何積極推進涉外法治工作，依法平等保護中外經營主體合法權益的？

賈宇：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上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深度鏈接全球的國際大都市，當前正錨定加快建設“五個中心”重要使命，全面謀劃推進涉外法治建設，努力打造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上海樣本”。

近年來，上海法院主要著眼點和發力點有這樣幾方面：

一是聚焦“國之大者”，服務保障國家重大戰略。緊緊圍繞黨中央交給上海的重大改革任務，以涉外審判工作全面、精準服務“五個中心”建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 “硬核”成果。比如，為支撐和服務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我們在全國首創金融糾紛概括性先行調解承諾等一系列具有示范意義的金融審判執行新機制，金融市場案例測試機制被寫入新修訂的《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為支撐和服務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我們著力優化涉外審判專業化機構布局，設立上海國際商事法庭，集中管轄涉外商事案件，探索涉外商事糾紛解決“上海范式”。為支撐和服務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我們推動提升上海國際航運能級，加快建設國際海事司法中心。

二是秉持開放理念，切實回應企業發展需求。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全球貿易摩擦加劇，這對我們涉外審判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我們護航“走出去”企業行穩致遠，審理了多起涉及外國單邊制裁導致合同違約、企業權益受損的案件，在相關案件中堅決運用法律工具開展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斗爭，彰顯中國司法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另一方面，我們還助力“引進來”企業生根開花，升級上海法院國際商事一站式解紛平臺，吸引25家涉外商事仲裁、調解、公證等專業機構入駐，提供仲裁保全、委托翻譯、外國法查明等在線服務，平臺啟動一年來在線訪問量達6.3萬次，為中外當事人提供了多元高效的商事糾紛解決路徑。

三是強化示范引領，加快打造標桿典型案例。打造具有規則引領意義的精品案例，用實踐案例闡釋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張和成功實踐，是上海法院涉外審判的重要職責使命。同時，我們還積極健全涉外精品案例“選、育、編、宣”全流程工作機制，推進涉外審判“上海規則”產出。

南財：在今年發布的上海市營商環境8.0版行動方案中，法治化相關內容顯著增加，包括“解決商業糾紛”“辦理破產”等。在您看來，上海法院在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還存在哪些法治深層次矛盾，結合上海法院8.0版行動計劃要求，又該如何發力？

賈宇： 一是對國家重大戰略的保障更加有力。比如，為更好地支撐和服務上海“五個中心”建設，去年，我們成立了上海國際商事法庭，探索涉外商事糾紛解決的上海范式；為促推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我們相繼發布長三角地區法院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典型案例，推動建立長三角地區民商事審判法律適用統一研商機制等。

二是讓市場滿意度的反饋更加直觀。幾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比如，去年上海法院商事糾紛案件一審平均審理時間下降至48天，破產案件平均辦理時間縮短121天，均是近年來最優水平，這是企業能直觀感受到的高效；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懲罰性賠償金額同比上升132.4%，這是企業能直觀感受到的公正。

三是與數字法院建設的融合更加深入。數字改革賦能是推動新時代司法工作變革的利器，更是提升商事糾紛解決質量和效率的重要支撐。去年，我們圍繞關鍵環節，不斷驅動重點事項多點突破、協同優化。比如，自主研發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智能輔助場景，實現了爭議焦點智能審查、涉案金額智能計算。

當然，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對標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更高要求，要進一步提升司法服務重大戰略部署的主動性、前瞻性、精準性，提高辦案質效，提升企業對數字法院建設的獲得感。

破局之策，就是拿出更多切實、有效、可行的改革舉措。前不久，我們最新發布了《上海法院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行動計劃（8.0版）》，將企業的實際感受作為評判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成效的核心標準。具體來說，重點發力方向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建立完備的風險預防化解體系。8.0版行動計劃十分關注商事糾紛的源頭化解、多元化解。比如，提出多維度、全方位完善調解運行體系和仲裁司法支持，推進仲裁保全、仲裁調查令在線辦理等措施，以進一步調動和釋放多元解紛力量，為經營主體提供更多類型的糾紛源頭化解模式。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將再向前一步，重點關注企業商業法律風險的源頭預防，比如，會同相關部門建立企業設立、運營的商業法律風險告知防范機制，建設企業商業法律風險防范案例庫等，進而幫助企業有效提升風險識別和預防能力。

二是完善高效的糾紛解決程序機制。8.0版行動計劃聚焦重點環節、重點領域，以數字法院建設為助力，提出了一系列提升案件審判執行質效的方案。比如，加強庭審、鑒定、執行、上訴、最后一次開庭到結案等重點環節的程序控制，從職責分工、工作流程、節點時限等維度加強集約化管理，優化流轉及辦理程序，讓糾紛解決得更好更快。

三是提升專業的涉外糾紛處理能力。為了服務企業更好地“走出去”，8.0版行動計劃還致力于提升上海法院涉外商事糾紛的處理能力。比如，以上海國際商事法庭成立為契機，提出建立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涉外商事糾紛協議管轄示范條款機制。

南財：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法治保障，特別是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上海法院如何保障“硬核科技”“卡脖子技術”的創新發展，更好地為新質生產力提供司法供給？

賈宇：新質生產力，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良好的法治土壤，也需要注入新的司法動能。2024年，我們以知識產權審判為主要切入點，形成了一系列改革探索：

一是強化示范引領，凝聚知識產權保護創新共識。比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全面推進知產審判工作現代化 護航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意見》，發布12項工作舉措，全力保障上海建設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高地及國際知識產權中心城市發展目標的實現。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先后發布知識產權司法服務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白皮書及典型案例，充分發揮司法裁判的規則引領和價值導向作用。

二是落實嚴格保護，確保新質要素獲得有效救濟。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人民法院要準確把握定位，發揮司法保障功能，依法精準有效處置糾紛。因此，我們在知識產權審判中，不斷探索司法保護規則和裁判規則，主要側重于幾方面：一是強化數字賦能，探索構建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大數據應用場景模型。二是落實懲罰性賠償制度，嚴懲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對主觀惡意大、侵權危害后果嚴重的案件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2024年判賠金額同比上升132.4%，讓惡意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三是深化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審判機制，加強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的銜接協調，用好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中刑事犯罪線索甄別預警應用場景，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整體效能。四是充分發揮行為保全、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制度效能，及時遏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讓“真創新”得到“真保護”。

三是聚焦新興領域，加強司法研判促進產業繁榮。比如，加強對新興經濟領域新類型生產要素權益保護的前瞻性研究，探索符合公平原則、遵循產業規律、有利市場競爭的新型生產要素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再如，加強人工智能領域知識產權侵權風險的司法研判，促進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算法技術健康發展和規范應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