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法”是法律中一個較新的領域，到目前為止，動物并不享有很多專屬于人的權利，但毋庸置疑，動物在我們生活中占據重要的意義，無論寵物還是家畜，都會引發許多問題和爭端。

《有罪的豬：稀奇古怪的動物法歷史》是一部少見的由法學專家編寫、匯集大量歷史案例的動物法著作，不僅包括動物法領域的常規話題，即如何通過法律保護動物權益、各種法律概念應用于動物時面臨何種困境，還以法律為引子，引出更耐人尋味的深層次問題，如哲學上反思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物種主義，倫理學上有關涵蓋對象的爭議，動物行為學關于人類能否理解動物的討論，乃至各種關于動物認知、情感、意志的探究。

正如作者所言，《有罪的豬》一書，是“一系列幸運巧合”的產物：墨爾本法律學院的幾位法學教授，兼負責評論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判決的博客編輯，在一次午餐閑談中，意外發現彼此都對動物法有著深厚的興趣，積累了大量可以娓娓道來的生動案例。兩位作者一拍即合，隨即有了這部旨在“讓非法律專業人士走近法律”的法律與故事的“奇妙融合”。他們將歷史上的法律與案例相結合，通過故事引領讀者蹚過動物法歷史的河流，鑒賞一路的風景，并思索其未來的走向。

無論在澳大利亞、歐美國家還是國內，從先民樸素的動物觀念，到現代較健全的機構與制度性保障，人類對動物的保護與關愛，在各類典籍中屢見不鮮。時至今日，野生動物保護法案深入人心，反動物虐待法案也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和討論。然而法律約束的往往是行為的下限，日常普遍意義上的人與動物關系，常常呈現出更復雜的局面。法律既表現為具體的法則法規，更是一段歷史和人們真實生活的體現。追溯動物法歷史，了解法律最初誕生的土壤及其在不同時期和國家的演變，實則追溯人類社會動物觀念的變化，進而去思索人與動物的關系：它們在生物界占據怎樣的地位，在人類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

《有罪的豬》，作者：(澳)凱蒂·巴尼特(澳)杰里米·甘斯，譯者：邵逸，版本：商務印書館2025年1月

動物觀念的變化

就西方早期影響最深的動物思想而言，《圣經·創世記》第1章和第2章中，上帝讓亞當為所見的動物命名，并告訴他：“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基督教認為，這意味著人對動物負有管理職責。而在前基督教時期，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界定生物界時，區分了三種靈魂：植物靈魂、動物靈魂和理性靈魂。他認為，動物靈魂介于植物和人類之間，雖然擁有感覺和欲望，但缺乏理性。這一觀點流傳下來，延伸為后來盛行的“存在之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的說法：整個宇宙萬物構成一條自上而下的鏈條，從至善一直到無有；人處在離“神”最近的至善與其他低等生物之間。

在中世紀的西方文化中，動物被賦予人格屬性，每種動物代表人身上的某種特性。直到17世紀，動物的隱喻和象征意義仍十分盛行，甚至超出了對動物本身科學價值的認知。以鳥類為例，鳥類學家在談到某種鳥時，通常只描述何處能見到這種鳥、這種鳥是否適合食用、醫療價值如何，以及它所具有的“人性特征”（例如，鷦鷯被視為勇敢的象征，而雀類則呆笨無知）。此外，獅子代表殘忍，綿羊代表軟弱，而《有罪的豬》書名提及的“豬”，則被視為貪欲和淫欲的代表（不同于一些北歐民族視之為力量和繁榮的象征）。近代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的興起，一方面對動物的隱喻色彩“祛魅”，另一方面，機械論也試圖將生命界囊括進來。以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言論為代表，他認為動物是“會動的機器”，并沒有感覺和情感。這一觀點也受到同時期英國哲學家洛克和博物學家約翰·雷等人的反駁：如果動物沒有感覺，為何我們能體會到一只狗遭受毒打時的痛苦？

《有罪的豬》內封（局部）。

現代動物權利運動的興起，推動了動物保護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這些法律的出現，既是因為人類逐漸認識到動物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也是人類反思自身固有觀念的結果。《有罪的豬》前三部分“擁有動物”“控制動物”“歸罪動物”，相對更多地涉及早期動物法的內容：如何確定人對動物的“占有”關系、動物犯錯時如何對相關的人進行追責。相應的法律條款或是針對生產動物——提供肉、蛋、奶等物資的家養動物，例如古羅馬《查士丁尼法典》中蓋尤斯關于蜜蜂的論述：“蜜蜂本質上是野生的，所以那些群居在我們樹上的蜜蜂，除非被安置在我們的蜂箱里，否則就像在我們的樹上筑巢的鳥兒一樣，不再被視為是我們的。……飛離我們蜂箱的蜂群，只要在我們的視線范圍內，且不難找回，就被認為仍是我們的；否則就向第一個捕獲者開放。”或是規定動物傷人或侵害人類利益時的處理方案，諸如牲畜越界侵入他人領地、牛抵人、狗咬人、馬戲團大象踩踏造成混亂、飼養的動物氣味或噪聲對他人造成影響等。

超出一般認知范圍的（也是動物法歷史上較為“稀奇古怪”的），是針對通常無人擁有管束權利（也很難管束）的害蟲、害獸的法律行為。例如中世紀晚期和現代早期歐洲對害獸的“咒逐”：“當地人在教會法庭上起訴大鼠、小鼠、蝗蟲、象甲和其他害獸，對拒絕離開他們的田地與房屋、不服管教的動物宣布咒逐的判決。”在此類事件中，法庭對動物體個體特質的考量，表現出了“幾乎令人吃驚的體貼細致”，不僅要確保被告能接收到傳訊（例如把通告放在老鼠的洞口），煞有介事地開庭審判（通常是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還要求給予被判放逐的嚙齒動物們緩刑待遇：“給予所有處于嬰幼兒期的個體……免費安全通行權和14天的額外緩刑；但緩刑期滿后，所有個體必須離開，不論年齡大小和先前是否懷孕。”這種人道行為在現代人看來難以想象，甚至頗具喜劇色彩。究其原因，或許是顧念同為上帝子民，本著友好和諧相處的原則；又或是深知無法根除，恐懼其卷土重來的威懾，因而寄望于不可知的力量來仲裁。這種奇怪的法律，也是當時人們生態觀念的體現。

全球化進程中的動物保護

如果說很多動物法問題在農業社會、前工業社會已經初見端倪且廣受關注，那么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環境與資源的緊張日益凸顯，與動物相關的養殖業、食品業、狩獵游憩活動等的發展，又催生了層出不窮的新型法律問題。從牲畜和家禽的集約化養殖到飼養、宰殺，整個過程的工業化和規模化，一方面大幅提升生產效率，解決了人類社會的糧食問題，另一方面，養殖場動物的生存狀態與待遇、對周圍環境的污染，也引起各方關于動物福利和環境倫理的爭端。

《有罪的豬》后面三個部分“理解動物”“傷害動物”“保護動物”，更多地屬于現代語境下的動物法問題，所關注的是人對動物的行為認知、人對動物實施的虐待或管理疏忽的行為失當，以及人對自己馴養的動物、食用的動物乃至日常以各種形式接觸到的動物所應傾注的關心與愛護。動物法不單只是法律，更關乎道德，現代動物法屬于環境倫理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維度的問題。人正逐漸脫離早期的“人類中心”“物種中心”，試圖從動物視角、上帝視角去反思人與動物的關系；從單純利用和控制動物，轉向尊重和保護動物。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禁止或限制使用動物進行娛樂表演，如馬戲團動物表演、殘忍的斗獸游戲，并禁止獵殺和叛賣野生動物。實驗室動物福利逐漸發展成為科學家自治的實驗室動物關懷制度。

現代家庭和社會關系的重構，也在悄然間孕育出新的動物法律問題。例如，公司員工離職，是否有權帶走出于職務原因一直由其負責喂養和照料并在朝夕相處間培養了深厚感情的狗？夫妻離異或情侶分手后，雙方共同飼養的寵物應當判給哪方？如果引起爭議的是雙方共有的小孩，或許可以詢問小孩本人的意見，或由法院充分權衡各方條件，從小孩的健康與福祉出發，為其爭取最大利益。而就動物而言，是仍舊視為財產來分配，還是作為與人建立情感聯系的家庭成員來仲裁？法院應首先考慮主人們的利益，還是把動物的利益與情感需求放在第一位？迄今為止，法律并未對此給出明確的規定，即便法官，也難免在理性與情感的作用下左右搖擺。由此可見，動物法并沒有一種直線發展的演進歷程，而是呈現為更多復雜的面向。動物法歷史的“稀奇古怪”，正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