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小品、評書、快板、二人轉、蘇州評彈……這些曲藝形式深受老百姓的喜愛，以至于很多人都能說出幾個經典的曲目，甚至可以講出或者哼唱一段來。文學，作為人類思想與情感的深邃記錄，用語言和文字描繪世間萬象，是人們了解世界、掌握人生的一種審美方式，每個人都接觸過、品味過和充實過。曲藝與文學，從它們誕生之日起就相互交織，直至科技日益迭代更新的今天，依然啟示著人們精神世界的歸處向著何方。
曲藝與文學交相輝映，為璀璨的中華文明增光添彩
無數不朽的文學作品為泱泱五千年中華文明鑄就一座又一座文藝高峰。這些燦若星河的文學巨作都與曲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大部分采擷自民間詩歌集合而成的《詩經》，可謂“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包含了講唱、敘事諸多曲藝元素。上承民歌、下起俗賦的楚辭有著“不歌而誦”、篇幅較長的特點，為曲藝講唱故事作出探索。漢代乃至南北朝的樂府民歌敘事性很強，配樂演唱，已經具備曲藝的藝術特點。唐代詩歌藝術大繁榮，形成寫事實寫故事、語言通俗樸實的文學風格，加上這一時期傳奇小說得到長足發展，俗講、變文、講經、緣起、話本、詞文、雜賦等曲藝形式發展繁榮也就不足為奇。到了宋元，市民階層充分發展，說唱藝人成為市民中的特殊群體，小說、講史、評話、詞話、唱賺、諸宮調、鼓子詞等與宋詞元曲關系至深，甚至唱詞、曲調、詞牌互通使用。代表明清小說最高水平的四大古典名著，其中《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都是在民間說書基礎上整理而成的。被稱作我國三大民族史詩的《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一直由說唱藝人傳唱至今。可以說，曲藝與文學相互浸染，不可分割。
然而，曲藝與文學絕不是孰先孰后的關系，更不應解釋為由誰產生誰的母體關系，比如，《三國志平話》在先，后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而后無數曲藝藝人根據《三國演義》進行二度創作，形成自己所擅長的諸如評書、評彈、快板書、河南墜子等曲藝形式的作品。因此，曲藝與文學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生成的關系。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指出：“這些口傳，今人謂之傳說。由此再演進，則正事歸為史，逸史即變為小說了。”這實質上也是對曲藝與文學這種相互關系的精彩論證。人們欣賞曲藝作品時，經常會發現里面詩詞贊賦、修辭韻律和人物刻畫描寫等鮮明的文學元素。比如，聽過袁闊成先生評書《三國演義》的聽眾，無不感慨其文學性強，可謂句句考究，評論精準，不啻閱讀原著。
事實上，從文學角度講，曲藝也屬于民間口頭文學。民間口頭文學是以受眾聽得懂的口語為載體，能夠根據對象和場合不同進行調整變換的文學形態。作為表演藝術，曲藝是立起來的文學，必須讓受眾聽得清楚明白，最忌晦澀難懂，所以講求咬字吐音、依字行腔、絲絲入扣、言語俏皮，以此來吸引招攬受眾。文學之于曲藝，可謂須臾不離，曲本、唱詞本身屬于文學，全國性曲藝專業最高獎“牡丹獎”專設文學獎這一重要獎項。曲藝之于文學，可謂無處不在，其蘊含于“百戲散樂”之中，書史文傳、詩詞歌賦、笑話俗賦、筆記小說都能看到曲藝的身影。曲藝與文學共同構筑起中華文化的盛景。
曲藝與文學相互增色，解放和發展人類語言功能
“曲藝”一詞最早見于《禮記·文王世子》的“曲藝皆誓之”，泛指醫卜之術等小技能。1949年7月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把舊社會所稱“什樣雜耍”中的雜技元素剝離，古詞新用，將中華民族所有說唱藝術形式統稱為“曲藝”。“曲藝”作為一種文藝形式得以正式命名。
曲藝之所以發端很早，與其物質載體即人類語言功能密切相關。正是因為語言發展到一定程度，才產生了說唱藝術。曲藝的本質追求就是將人類的語言功能最大化。人們通過對自身語言技巧和能力的開發訓練，無論是相聲的“說、學、逗、唱”，還是評書的“說、表、評、博”，都旨在把口頭語言的表達、悅耳、入心這些功用不斷加以提升。由此類推，舞蹈是人類對形體動作控制和通過形體控制傳達信息能力的最大化，音樂是人類對音響、韻律的敏感和把握能力的最大化，美術是人類對色彩、線條、形狀的敏感和把握能力的最大化，等等。而文學的本質追求也是人類語言功能的最大化，只不過文學并不像曲藝那樣開發使用口頭語言，而是對人類使用語言符號并創造新語言符號能力的開發和展示。
人的本質力量展示也好，人的自身功能開發也罷，這種對曲藝和文學本質的探究似乎過于抽象，但這是決定曲藝與文學未來發展趨勢的規律性認識，不容小覷。因而，從誕生之日起，兩者天然地互相滋養、互相借鑒，將對方特點拿來使用，將各自優長給予對方。作家與曲藝家密切合作更被傳為佳話，老舍、丁玲、王亞平、西戎等一批作家參與了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委員會即“中國曲藝家協會”前身的創立工作。老舍還創作了很多相聲、鼓詞作品，著有《李有才板話》的趙樹理是中國曲協的第二任主席，賈平凹為曲藝家寫過關中曲子《車閘》，姜昆與梁左聯手創作了《虎口遐想》《電梯奇遇》《著急》等一批膾炙人口的相聲作品。
曲藝與文學向陽生長，激發大眾文藝創新創造活力
日新月異的科技變革深刻改變文藝創作生產和消費傳播方式，文藝新類型新業態層出不窮，文藝創作從單純依靠專業人才變為“人人都可文藝”的時代悄然來臨。特別是互聯網和人工智能迅猛發展，文藝創作門檻更低、效率更高、產出呈指數增長。人們將自己拍攝的畫面運用視頻剪輯軟件制作短視頻，或者欣賞文藝作品后抒發感想評論和來一波彈幕，或者直接組成團隊，編、導、演讓大眾愛不釋手的微短劇節目，更有甚者直接運用人工智能生產海量文章和短視頻。這種人人自發和主動參與，不再囿于職業、專業限制，充分利用新媒介、新技術、新平臺開展文藝創作實踐的現象，被稱作“新大眾文藝”。我們過去講的大眾文藝，更多地指向文藝的受眾要面向大眾，為人民大眾服務。而新大眾文藝，人們已經從創作的受眾轉化為創作的主體。這是因為，過去人們受教育程度不高，文藝主要起到普及的功用，如今物質條件極大改善，科技進步創造更多可能，人們知識文化水平顯著提高，已經不再簡單滿足于被動接受，更愿意把自己的心、情、思用作品來表達，實踐自己的本質力量，追求自己的自由全面發展。
在新大眾文藝浪潮中，曲藝和文學更應該融合共生、挺立潮頭。來自民間、服務大眾是我國曲藝和文學的優良傳統。曲藝具有鮮明的集體性。比如，傳統相聲《八扇屏》，不同地區、不同藝人表演時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創新，在傳承過程中不斷融入新元素，最終形成一個豐富多樣的版本集合。文學雖然強調個性化創作，但民間文學也具有類似曲藝的集體性特征，很多都是老百姓日常生產生活的智慧結晶。這都表明，曲藝與文學從來不拒絕民間大眾的創作，更得益于人民生活的深厚滋養。
事實上，新大眾文藝的諸多特性，在曲藝和文學方面體現得尤為鮮明。當下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脫口秀，以觀眾為中心，與觀眾直接交流，追求幽默風趣，是“說”的藝術的典型，歸屬于曲藝新的樣式。脫口秀的表演者大多是編劇出身，或者從事其他行業，而不是過去經過學藝訓練的曲藝職業者，實實在在是由社會大眾創作的。換句話說，脫口秀是一種從業門檻已然向公眾開放的曲藝形式。文學也是如此，像《我在北京送快遞》《我的母親做保潔》《我在上海開出租》《在菜場，在人間》等作品，都是由各行各業的人們將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記錄下來，并且在互聯網上分享，受到市場的熱烈追捧。這啟示我們，文藝創作者只有熱情擁抱人民大眾，一切文藝樣式只有在新大眾文藝進程中同向而行，才能獲得新的旺盛生命力。
有人曾以新媒體興起是否會導致評書藝術消亡采訪田連元先生，他斬釘截鐵地回答：“只要人還說話，它就不會滅亡，因為它是說話的藝術，它只會越來越好。”這個答案多么質樸而又深刻。如今，互聯網聽書具有超大流量，無數的人們隨時隨地定制點播評書。我們有理由堅信，只要人類說唱功能、語言功能存在，曲藝和文學就會存在，曲藝家和作家就不會被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