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演的舞劇《滿江紅》，改編自張藝謀執導的同名懸疑電影，用純粹的舞蹈語言構造了復雜的人物內心沖突以及多層次的人物關系，為舞劇創作探索了新的可能性。
一般認為，舞蹈在構建“劇”時會遇到人物關系、敘事方向、情節連續性、表達清晰度等方面的困難。因此，不少舞劇用引入大量文化符號、人物對話、語言字幕、視聽奇觀等方式解決這些難題，這難免削弱了舞劇之“舞”的表現力與構造力。舞劇《滿江紅》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充分挖掘和強化舞蹈語言的張力，以此拓展敘事與表達空間。
在敘事上，舞劇《滿江紅》圍繞《滿江紅》這首詞的傳播，采用正敘的、雙向偵探的方式來講故事。全劇直接從緊張的沖突開始，沒有鋪墊，也沒有做人物身份交代，通過矛盾雙方主要人物的行動、心理、關系、沖突等，層層揭開懸念，時刻牽引著觀眾的注意力。劇中充分利用舞臺空間上的虛實相生，將電影中在不同敘事時間中出現的、不同層次的力量并置于舞臺，賦予同一敘事時間中更豐富的審美內容。如利用群舞在不同舞臺區域中的活動構建不同空間，而主角與群舞、群舞與群舞之間的互動，則在舞臺上靈活地創造出時空的并置與交錯，使故事突破了線性敘事的制約，形成曲折的懸疑敘事。
單人舞中，舞者自身動作語言的變形、夸張和不一致極具張力，強化了舞蹈作為力量藝術之形式感，賦予人物表演豐富的意義。例如主角孫均作為左右結局的關鍵人物，其身體語言和身體形態在基本統一的基礎上，在不同的敘事階段呈現出速度、力量、質感和情感色彩上的變奏：追憶年少情懷時的疏朗流動，兵戎生涯中的陰狠殘忍，最終選擇后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營造出多層次的美學經驗。在雙人舞、三人舞、群舞中，人物之間的舞蹈語言構成對話、阻滯、對抗、疏離、重復、諷擬、撕裂、顛覆等關系，既創造了表意的多層次性，也超越了不少舞劇以俗熟、流暢、單義、流行、透明化、奇觀化為主的審美，具有更多陌生感，留下更多空白。例如，在對舞女瑤琴的逼供一段中，瑤琴的紫色紗裙化作四面群舞手中所持的一張大網，紗布上下滾翻直至將瑤琴緊緊束縛，藝術性地表現了反面力量對女性的殘酷凌辱，也將舞劇的情感推向高潮。
舞劇《滿江紅》在人物塑造上有四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選擇普通人作為歷史事件、政治權力沖突中的主角。如同電影一樣，舞劇選擇了張大、瑤琴等普通士兵、女性等作為主要人物，讓他們置身在斗爭之中，通過這種極端處境來深入表現人的“本質”。二是重視表現人物在不同力量所造成的懸疑棋局中的抉擇。權力的壓力與威脅、普通個體生命的脆弱與對于命運的無能為力、本能的正義感等，都要求人物不斷做出選擇，增加了舞劇的戲劇性。三是注重表現人物的心理沖突。如舞劇引入了“二重身”的手法呈現人物的“表”與“里”，瑤琴、張大、武義淳、何立除了人物自身之外，各自還有一個“心理角色”以實體化的方式存在于舞臺上，用來表現權謀場里人物外在語言行動與內在真實企圖之間的張力。舞劇開始時從秦檜鳥籠中飛出的“黑鳥”，也是“權力”的象征，左右著劇中人物的選擇，在關鍵時刻驅動著人物的行動，使得原本抽象的心理沖突外化、舞蹈化。
作為與近年來諸多舞劇頗為不同的作品，舞劇《滿江紅》用懸疑的素材、充滿張力的舞蹈語言、立體的人物形象、虛實相生的舞臺表意空間等，激活了人們對于舞蹈的感知力量。可以說，舞劇《滿江紅》形式張力與豐富表達的較好融合，反映了我國學院派舞劇創作是具有豐富可能性的，也象征著我國舞劇創作有突破目前創作方法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