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二：司徒兆敦；右一：司徒慧敏；右三：鄧雪瓊（司徒兆敦之母）
司徒兆敦
著名電影教育家、電影藝術家，原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
祖籍廣東開平，1938年11月出生于香港。中國電影界前輩司徒慧敏的長子。
1959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64年留校任教。
他擔任過班主任的導演系78級本科班，后來成為“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重鎮；其擔任主任教員的84導演干部進修班、98級本科班，亦名導輩出。
40余年教學生涯中，他先后開設電影劇作、視聽語言、導演創作、影片分析、剪輯、廣告、紀錄片創作等多門專業課程。其中推動、開啟北電剪輯專業教育，致力導演系紀錄片專業建設等，更是具開創性的工作。
由于父親的關系，從影之初他就與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相識。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創作興趣逐漸轉至紀錄片方向，同時積極推動中國紀錄片創作發展。他認為中國應有自己的“紀錄片運動”：“電影專業的教學應從紀錄片開始，因為只有了解現實生活和了解人，才能上升到藝術的層次。”他被年輕電影人譽為“紀錄片教父”,雖然他自己明確反對這個說法。
他教學生“愛生活、愛人，才能學好藝術”。“我的門二十四小時為你們開著！”學生們都記得他說過的話。
8月31日，司徒兆敦病逝于北京，終年85歲。
“54小時口述歷史，我聽到了老師的一生”
◎楊秋濛（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司徒兆敦先生口述史采訪人）
有幸認識司徒兆敦先生是在2017年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很冷，司徒兆敦先生遠遠走過來，穿著駝色的呢子大衣，頭戴深灰色貝雷帽，系了一條緞面方巾。在我的第一印象里，先生特別有紳士風度。
司徒兆敦先生是我在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的同事——田苗的老師。2003年，田苗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曾跟隨先生學習。也因為這個關系，我便跟著田苗一起稱先生為“司徒老師”。
當天司徒老師邀請我們去北京電影學院的留學生餐廳用晚餐。兩瓶啤酒下肚，老師便開始給我們講述了很多他的故事和經歷，有些聽起來“驚心動魄”。
學者口述史一直是國圖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的工作方向；老師生于香港，2003年又在香港城市大學教書，恰巧我在香港上過學，學的也是傳媒管理方向；司徒老師是中國電影界重要的教育家，桃李滿天下。故在拜訪老師之前，我就跟田苗提出過想給司徒老師做口述史的想法。
在飯桌上跟司徒老師一提，沒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應了！那時我剛入職3年，這是我第一位重要的采訪對象，我真的太榮幸了。
時隔不到一年，經歷了前后十次的拜訪、相處，2018年2月，我在忐忑不安中，在攝像機的見證下，在國家圖書館開始了對司徒老師第一次口述史訪問。口述歷史的采訪工作其實是采訪人和受訪人共同經歷的一段時光，在每一次提問，每一次回答的互動中，一起沉浸在那段塵封歷史與過往生活的回憶里。
司徒老師給我講小時候在香港學士臺爬樹淘氣的故事，戰爭時期在家門口給父親司徒慧敏放哨的經歷；給我講101中學干部子弟學校培養保密意識、19中學校樸素勞動的故事；給我講最感謝北影的恩師田風老師，給我講和化夷師母的甜蜜愛情；給我講第一次出國拍攝紀錄片的見聞趣事，給我講入獄五年坐過死刑牢房的內心感悟；給我講第五代導演的成功是時代的產物，給我講他從故事片轉型至紀錄片的創作心路，還給我講了他全部的紀錄片思想和課程體系……
開始的采訪總是小心翼翼，試探性地提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我每次都會提前做出好幾次的采訪提綱，翻閱大量的歷史資料，生怕自己因為不了解、不熟悉，得不到司徒老師的信任，不能在采訪中對我敞開心扉。我記得有一次，司徒老師談到在北影導演系帶班時的經歷，想不起來當時具體的班名和學生，因為老師帶的班實在太多了，我恰巧在做準備時讀到了這一段，我就提示給了老師，老師驚訝地問我：“你是怎么知道這些事情的？你比我還了解我自己啊。”好像慢慢的，我們關系越來越近了，我們的采訪也變得開心暢快，無所顧忌。
那時候司徒老師還在青島教書，每年寒暑假回到北京時，我們就會約上幾次采訪，一周一次。一般是每周四上午9點，我都把司徒老師接到館里來談上一兩個小時。每次我都會提前一些到小區門口，但每次我到的時候，司徒老師肯定已經在長椅上等我了。走的時候，從來不讓我送上樓，堅持自己從小區門口走回去，讓我趕緊回館里，說別耽誤我的工作。
采訪從2018年開始，到2021年司徒老師從青島退休，我們一共進行了31次口述史采訪，累計訪問時長54小時，口述史文字稿60余萬字。這些沉甸甸的回憶，飽含了司徒老師的成長經歷、思想演變、人生感悟，不但是對我國從建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見證，更是對中國電影藝術教育和紀錄片發展的總結。但對我來說，更像是一個長輩把這80年來的人生總結凝煉后，講給一個剛剛步入社會的小姑娘聽。他的幽默風趣、他的真實善良、他的待人誠懇、他的兢兢業業都深深地感染著我，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
司徒老師跟我說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真實”——是做紀錄片的真實，也是做人的真實。“我可以原諒自己說錯話，但不能原諒自己說假話”，他鼓勵學生要說實話、說真話，雖然真話不一定的對的話，但說錯了可以改，也不要虛偽地去做事情。他把紀錄片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在每一次創作、每一次教學當中，把最真實的東西呈現給觀眾，用紀錄片去改變大眾的審美，用真善美去影響一代一代的人。
記錄，是一種生活方式。司徒老師幾乎每天都會拍一張照片，有時候是風景、動植物，有時候是老友相聚的合影，每張照片都會配上日期和感悟，群發給大家。這是他熱愛生活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們保持聯絡的一種感情交流。但是現在，我們再也收不到司徒老師的訊息了。
2023年8月31日，臨開學前的最后一天，司徒老師離開了，知夏（司徒兆敦之子）哥說：“爸爸教了一輩子的書，但這次，他逃課了。”翻看一頁一頁口述史文字稿，回看著一次一次影音資料，回想起做訪談時的那些時光，我想我會把這些珍貴的影像史料整理完成，當做和老師的一次漫長告別。2023.9.2
司徒老師，一點回憶
◎張獻民（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司徒老師的家族史，是近現代中國的歷史。
四代之前，司徒家的長輩，離開廣東老家，到舊金山淘金，然后修鐵路。因排華法案，無法定居美國，晚年落腳在加拿大，去世時的身份是個水手。
三代之前，就是司徒老師的爺爺，在舊金山聽孫中山演講，加入同盟會，鬧革命、反帝制，還回廣東老家蓋了個碉樓，據說捐過大炮，也開過大炮。
司徒老師的父親司徒慧敏，結識了共產黨，發現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革命隊伍。他在美國是工科學生，在上海電影界任同期錄音師，設計組裝過中國最早的電影錄音機。在香港等地采購電子零部件，地下運輸到延安，組裝電臺。50年代還根據安排赴美從事僑胞工作和采購事業。晚年在文化部等部委任職，住在北京木樨地。
司徒老師，早年就讀于北京的101中學，因父親的黨員身份未公開，曾受到同學的一點歧視，接受父親的影響學習并從事電影工作，1964年開始任紀錄片教師，60年代中期投身革命大潮，曾于外地躲避暴力，后被捕在京郊坐牢，在牢中徹底歷練了中國底層社會，70年代初期恢復了自由。其時，溫都爾汗事件之后，他父親在指示下，公開了三十年代開始的黨員身份，一家人生活逐漸正常。
司徒兆敦老師之被后輩敬仰、尊重、紀念，主要因為他改革開放后作為電影教師的貢獻。他是“改開”后最早出去的那批人，拜訪了一些親戚、華僑，并在歐美游歷。當時他已經以紀錄片為志業，回國時帶了一些錄像帶，學生們、各地到北京進修的人、電視臺的編導們，去司徒老師家里集體觀看，或復制。比較受歡迎的有《北方的納努克》《奧林匹亞》《雨》《橋》等，最受歡迎的是《意志的勝利》，在外地被復制到第六版。
當時北京電影學院主要有周傳基老師、司徒老師、謝飛老師從國外復制電影帶回來與大家分享，前兩位都有華僑身份，除了自己帶回來的，還有后來囑咐親戚尋找后寄來的。這些新鮮的養分，構成了中國第五代和第六代電影的基礎。司徒老師是中國電視系統90年代節目改革、紀實欄目興起的思想源頭之一。
司徒老師的紀錄片理念是個混合體，有著延安時期的新聞學特點，也有電影語言性質，倡導真實，鼓勵批判，提倡揭示，經常宣講推廣直接電影（運用同期聲拍攝、主張少運用拍攝和剪輯技巧、摒棄解說詞、認為作品與現實有著直接關系的紀錄片流派），其創作實踐接近尤里斯·伊文思，直擊現實后進行編輯和解說，但他鼓勵大家盡量不要用解說。晚年，他強調真實是第一位的。自述中導演或“之父”的頭銜都被拋棄了，只保留著教師身份。
以此短文緬懷和紀念。
2023.8.31
“拍紀錄片不容易，很辛苦的，好好創作”
◎袁敏（導演，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2001級）
2001年夏天，我坐了大概26個小時硬座綠皮火車，從江西來到北京上學。在學校門口看到“北京電影學院”6個大字，我激動又興奮。
辦完報道手續，聽說學校北門黃亭子社區那邊的小超市東西便宜，為省點兒買生活用品的錢就溜達去了。記得拎滿大堆東西往回走時，看到一個老頭兒推著二八大杠自行車迎面而來，笑而不語，和我擦肩而過。
這是我第一次見司徒兆敦老師，他身材瘦長、精神矍鑠、面容慈祥。后來我才知道司徒老師那年63歲。
我的專業是戲劇影視文學，就是大學畢業以后做職業編劇。但班主任潘若簡老師為了讓我們掌握更多專業技能、走向社會之日能擁有更多生存本領，在教學內容上精心設計，為我們爭取到編劇專業以外更多重要學科和導師級別的老師給我們授課，其中就有司徒兆敦老師的紀錄片課。
第一次在課堂上看見司徒兆敦老師我有點驚訝，因為自從見他第一面起，我一直猜他是學校里種樹栽花的園丁或是后勤工作人員。他太樸實，太像我江西老家的街坊鄰居。潘老師一番介紹之后，我才知道司徒老師是導演系 78 級的班主任，是紀錄片大家、中國電影行業的泰斗。我肅然起敬又無地自容。
課堂上，司徒老師給我們講“薪火相傳，尊師重道”校訓背后的故事，講紀錄片人應該具備什么素質；告訴我們78 班導演系那些著名人物在學生時代是怎么用功，還有他教過的第五第六代導演有哪些趣事。他的娓娓道來，讓它們像一幕幕電影畫面一樣，在我們新鮮的眼眸前展開。
記得他經常在講臺上一講就是一上午，坐在椅子里一動不動甚至可以滴水不進。后來他意識到同學們需要休息，就告訴我們可以隨時進出教室。但是他不休息，依然不緊不慢地講著他的課。
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司徒老師講著講著突然說要向在座的學生請假：“我煙癮犯了，我能不能出去抽支煙？” 我們哄堂大笑。然后他就靜靜在樓道走廊的吸煙處抽煙，我們好幾個就圍過去和他聊天，他伸手遞煙問我們抽不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種香煙叫“中南海”。
那會兒北京還有沙塵暴，霧霾天里他嗓子嘶啞。其他系甚至外校的人也來蹭課，按照教務處的規定，這些人是會被清出去的。可是司徒老師從不攆走他們，而是讓他們自我介紹，潛移默化間融入課堂之中，成為我們的好朋友。整個過程就好像一部紀錄片的拍攝。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司徒老師的導演魅力，意識到他的大智慧。
久而久之蹭課的人越來越多，我記得和攝影學院的余瓊就是這樣認識的，后來成了好朋友。畢業之后，我和余瓊都拍攝紀錄片，在多個紀錄片交流的場合遇到過。特別是2006 年，我在廣州參加Discovery 探索頻道“中國新銳導演”計劃，我和余瓊還有攝影系的張曉穎都是司徒老師的學生，我們聊起當年上學的點點滴滴，談及司徒老師都覺得親切又溫暖。
記得有一年，我拍了個講足療技師的紀錄片，拿著小樣去找過司徒老師。我打通上學時司徒老師留給我的座機號碼，他約我在黃亭子小區的家里見面。房子很小，屋里擠滿了書和碟，琳瑯滿目。
司徒老師儀式感很強，像是在課堂上一樣， 說：“那我們關燈，拉片兒了。”我當時很忐忑，第一次給老師看作品心里沒底。我們邊看片子邊交流，一部78分鐘的紀錄片，真的像上學時拉片兒一樣，足足看了四個多小時。他給我提了很多建議，提示需要補拍的細節。他叮囑我不管什么創作，一定要去觀察生活、去了解社會，去記錄時代變遷下小人物的命運。每一個卑微的人都是這個社會裂變中的重要角色，是我們歷史的參與者、記錄者。紀錄片應該承載這樣的語境，成為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成為紀錄這個國家歷史進程中的影像檔案，為后人提供有價值的人文敘事。
耽誤了老師一下午時間，我請老師去黃亭子小區后面的紅珊瑚飯館吃飯。飯館女老板都認識我們，調侃我說：“今天你不能點辣子雞丁蓋飯了，司徒老師不吃辣，你得給老師點些好吃的。”師母卻不讓我點大魚大肉，點了清淡口味的三菜一湯，最后還在我和司徒老師飯桌上暢聊的過程中，偷偷去結賬買單。我尷尬得臉都紅了，怪飯館老板：“明明知道是我來請老師吃飯，您還收老師的錢……”
司徒老師卻拽著我出門，在小路上安慰我說：“沒事，你拍紀錄片不容易，很辛苦的。攢點錢好好創作，期待你的更多作品。”看著老師的背影離去，我內心五味雜陳。說一千道一萬，藝術創作還是要靠作品說話。
后來，我和司徒老師有了手機電話和微信聯系。我從紀錄片轉向了電影拍攝，和司徒老師聯系也少了，只是微信里時不時寒暄幾句。有時候他看到我朋友圈說“電影開機”，會給我點贊送上祝福。
今年春節，我在廣州見到司徒老師的外甥彭吉吉，聊起很多往事，感慨萬千。20多年過去，時間久遠，司徒老師給予我、教會我的很多東西都忘了，但是有些記憶一直都在心上，細想起來，恍如昨天。2023.9.2
